內容提要：后人文主義顛覆了人文主義對身心健全的理性主體的構建，刷新了人們對于人的認知，也帶來了重新理解殘障的契機。在后人文主義視野下，殘障是一種人類普遍存在，它生成于人同外在的關系之中，同時其是變動不居的，蘊含著時刻生成新形態(tài)的可能性。關于殘障的普遍性、關系性和流動性的理解構成了后人文主義殘障觀，這種殘障觀對推進殘障研究和制定殘障政策具有豐富的啟示性意義。
關鍵詞：后人文主義 殘障研究 普遍性 關系性 流動性
一、引言
回顧殘障權利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不難發(fā)現(xiàn)，人類對殘障的理解經歷了不斷演變和深化的過程。從醫(yī)學模式把殘障視為一種生理殘損和缺陷，著眼于殘障的糾正與療愈，到社會模式認為殘障源于社會建構，從而強調殘障者社會權利的伸張，對殘障本身的認知總是深刻地影響了從殘障話語到殘障政策的一系列殘障權利保護議題。發(fā)軔于上個世紀70年代的殘障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呼應著西方殘障權利運動的興起，不同于傳統(tǒng)的殘疾研究或損傷研究只關注殘障者個體，其致力于將更廣闊的社會政治和歷史文化視角納入理解殘障的視野中，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殘障的認知，也深度參與塑造了現(xiàn)代殘障權利事業(yè)。無論是世界衛(wèi)生組織推出的《國際功能、殘障與健康分類》(ICF)還是聯(lián)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都充分吸納了殘障研究提出的關于殘障的新理念。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起，受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影響，殘障研究逐漸轉向批判性殘障研究(Critical Disability Studies)，結合文化批評理論和生命政治學等跨學科視角，探究當代社會生活中的殘障問題，以求揭示出糾纏于殘障經驗背后的權力和文化因素，從而更加徹底地推動有利于殘障的社會變革。
隨著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技術以及神經認知科學等當代科技的迅猛發(fā)展，人類生命體同外在環(huán)境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其所帶來的后人類境況日益突出，這使得反思和重新檢視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狀態(tài)和地位的后人類主義思想迅速興起，并成為當今思想界最炙手可熱的思潮之一。殘障研究者發(fā)現(xiàn)，后人類境況也給殘障者帶來諸多新的機遇和問題，殘障研究需考察后人類境況下的殘障現(xiàn)象，發(fā)出殘障群體在生命政治、技術媒介、科技倫理等后人類議題上的聲音。因此，把后人文主義思想運用于闡釋殘障、剖析殘障問題成為批判性殘障研究領域最前沿的課題之一。
丹·古德利(Dan Goodley)等將后人文主義觀念引入智力殘障實證研究，展現(xiàn)了智障人士是如何在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發(fā)揮自己的“分布式能力”(distributed competence)的?？扑沟?middot;利迪亞德(Kirsty Liddiard)等通過訪談帶有瀕死障礙(life-limiting impairments)的殘障者發(fā)現(xiàn)，他們對生命和死亡的理解“擴充了后人類時代的可能性，展現(xiàn)了有別于人文主義的社會知識和觀念”。斯圖爾特·穆雷(Stuart Murray)在后人文主義視野下考察了當代文學和電影文本中的殘障現(xiàn)象，認為“殘障視角處于構想后人類境況的中心”，因為從殘障視角出發(fā)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在后人類的當下殘障和非殘障者所共同面臨的抉擇”。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運用后人文主義分析殘障問題所能打開的廣闊闡釋空間，但并未深入探討將后人文主義思想應用于殘障研究的核心問題：后人文主義能夠給理解殘障帶來哪些新認知？這些新認知又能夠如何推動殘障事業(yè)的進步？本文試圖總結和回答后人文主義如何理解和定義殘障這一基本命題，同時簡要論述后人文主義關于殘障的新型認知對開展殘障研究和制定殘障政策，從而更好地理解后人文主義殘障觀對于提高殘障者地位和保障殘障者權利有何啟示性意義。
二、后人文主義同殘障研究的相遇
后人文主義是的興起既是對當代科技迅猛發(fā)展的回應，也是出于對人類面臨的日益惡化的生態(tài)危機、社會危機和思想危機的反思。后人文主義盡管有多個思想脈絡，但其要旨無不在于批判自文藝復興以來開始主導現(xiàn)代思想的人文主義對于人的界定，指出人文主義關于“人類個體能動性和完整性的假設”創(chuàng)造了人的神話，使人在自主性和理性的幌子下?lián)碛辛顺接谄渌锓N和物質的地位，滋生了人類中心主義，是當代社會重重危機的思想根源。在批判的基礎上，后人文主義進而倡導以一種整體性、關系性和生成性的思維重新理解人之存在，指出人類始終“具身化地嵌入在生物和技術世界中”，同外在世界互依共生，共同演進。后人文主義是一種思想認知范式的變革，帶動了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人權研究等一眾人文學科“從人文主義人的帝國中解脫出來”，“以后人類中心主義方式處理好諸如科技發(fā)展、生態(tài)社會發(fā)展和全球化多重挑戰(zhàn)等外在的甚至全球性重大問題”。
殘障研究作為一門研究殘障現(xiàn)象，旨在促進殘障人士福祉的學科，同后人文主義具有天然的內在關聯(lián)。首先，殘障研究和后人文主義都以人類身心及其同外在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作為自己的核心議題。從醫(yī)學模式考察殘障者的身心機能，到社會模式關注殘障個體面臨的壓迫性社會障礙，再到后來的批判性殘障研究把殘障研究同身份政治聯(lián)系起來，“對人的質詢始終是殘障政治的核心”。殘障研究考察殘障這一特殊的人類存在狀態(tài)，自然需要思考人的身心構成、行為功能、同外界的調適等問題，這些也是后人文主義同樣需要闡述的關于人的基本命題。其次，殘障研究同后人文主義一樣，都以跨學科性為研究特質。殘障議題涵蓋廣泛，跨越政策、法律、文化、教育乃至工程等多個領域，這意味著跨學科、多視角的研究是“殘障研究的必由之路”。殘障研究同后人文主義之間的這種天然關聯(lián)吸引了后人文主義思想家和殘障研究學者的關注。他們發(fā)現(xiàn)，殘障研究與后人文主義有著相同的理論立場和批判指向，他們都致力于揭示以人文主義為內核的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話語是如何通過貶抑殘障者“他者性”的身心存在狀態(tài)來實現(xiàn)“理想化的健全或標準的人體”建構的。
后人文主義思想家察覺到，因為殘障者是被人文主義社會意識形態(tài)所排斥的邊緣人士，殘障也被貶低為“非人類”的存在狀態(tài)，“殘障研究一直以來都在抵制傳統(tǒng)的古典人文主義關于人的概念”，“拒絕將非常規(guī)構造的身體視作畸形”。殘障研究的對象是人的身體、感知或心理偏差現(xiàn)象及其影響，而后人文主義思想家秉承后結構主義哲學以斷裂、邊緣顛覆現(xiàn)代宏大敘事的思想理路，在向人文主義發(fā)起挑戰(zhàn)的時候以殘障這一人類身心偏差現(xiàn)象為楔子，可以很好地暴露人文主義制造的自主、自足的理性人類主體幻象。后人文主義理論先驅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論述“賽博格”(Cyborg)這一經典后人文主義形象時就曾指出，殘障人士或許對人與非生命物質密切交互雜糅的賽博格式存在擁有“最深切的體驗”。賽博格是生物和無機物的混合體，跨越了生命與非生命的界限，具有徹底的雜糅性，因而超越了人與非人的二元對立，具有顛覆人類中心主義的潛能。在這個意義上，往往需要借助輪椅、義肢、助聽器等工具生活的殘障者可謂賽博格的先驅。
另一位后人文主義理論家羅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則不僅看到了殘障研究顛覆人文主義傳統(tǒng)觀念的潛能，還認為殘障研究可以揭示殘障者這種被人文主義貶斥為“非人”的主體是如何在同外界的互動中生成新的主體性的過程，從而“充分地展示具身化(embodied)的和具腦化(embrained)的身體是如何行動、思考和負責的”。也就是說，殘障研究可以為后人文主義倡導的新型后人文主義主體和倫理關系提供參考性范式，因而布拉伊多蒂把后人文殘障研究作為后人文主義思想范式下的重要知識生產領域之一。
追隨后人文主義思想家的腳步，殘障研究學者也敏銳地意識到后人文主義對分析殘障問題的適用性。一方面，他們發(fā)現(xiàn)后人文主義關于跨界、雜糅的具身性人類主體的認知讓殘障者成為這一新型后人文主義主體存在范式的絕佳表現(xiàn)。這種認知意味著殘障不再是存在的非常態(tài)，殘障者也不再是社會的邊緣。這正呼應了殘障研究者們關于殘障的身體“不是例外，而是主導”的主張，為提高殘障者地位，促進殘障權利打下了思想基礎。另一方面，他們認識到后人文主義“重新思考了人與非人在全球層面的關聯(lián)和相互作用”，并主張人類應該同外在他者相互尊重、相互依存，一起參與“基于共同體的共享式實踐”，這一主張能夠給殘障研究的實踐層面提供指導原則。
可以說，后人文主義同殘障研究的相遇給殘障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思想啟迪，也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考察視角。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在后人文主義思想范式下，殘障研究看到了走出自己的學科空間，為其他人文學科乃至整個思想界貢獻殘障智慧的可能性。
三、殘障的普遍性
殘障并非少數(shù)人帶有的特殊情況，更不是缺陷或疾病，而是普遍的人類存在狀態(tài)，“是一種普遍性的人類體驗”。這一認知雖然業(yè)已存在于殘障研究中，但只有在后人文主義徹底解構了人文主義關于人的神話，并對人類身心存在狀態(tài)和主體性生成過程進行了重新闡釋之后，才找到了確實的理論依據(jù)。
后人文主義認為，人文主義對于人的定義是錯誤地建立在“普遍主義立場和二元邏輯”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人文主義預設了一個超驗的理性人形象并將其作為萬物之尺度，這一形象將一種毫無依據(jù)的“普遍人性”同被人文主義視為“非人性”或“次人性”的他者性對立起來，將差異化的他者貶斥為“異常、偏離、殘暴和獸性”，這不僅意味著人類擁有了超然于世界萬物之上的中心地位，也滋生出一系列霸權主義立場，如通過把女性、有色人種和殘障者貶斥為非人或不完全的人來實現(xiàn)對他們的壓迫。
后人文主義對人文主義的顛覆開啟于對人類身心存在狀態(tài)和主體性的重新認知。在這一認知下，殘障不再是被人文主義話語所貶斥的人的異常畸形狀態(tài)，而是普遍的人類存在狀態(tài)。這首先是因為后人文主義打破了人文主義意識形態(tài)制造的殘障與非殘障的二元對立，刷新了人們關于“正常身體”的認知，讓人們發(fā)現(xiàn)并不存在絕對純粹的健全之人，人類都是同環(huán)境他物的雜糅體。當代科技的發(fā)展讓人類對自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們發(fā)現(xiàn)人并非純粹而固定的實體，而是一種人同外在物質及信息相互交融的混雜體。有機體和機器混雜交融的“賽博格”形象便是后人文主義對于這種后人類混雜體的最初構想，N.凱瑟琳·海耶斯(N.Katherine Hayles)則進一步指出，即使身體未經任何改造，我們也早已是賽博格式后人類，因為認知科學和人工生命技術領域的研究清晰地顯示，“后人類主體是混合物，是異質成分的聚合，是邊界不斷被建構和重構的物質信息體”。人的混雜性說明并不存在超驗的、內在的普遍人性，人不過是同外在他物的關聯(lián)網絡中的一個節(jié)點而已。既然人同外在之間并不存在穩(wěn)定、清晰的界限，所謂“正常身體”的完整性和確定性不過是一種幻象，那么“不確定性和不穩(wěn)定性就不再為異常身體所獨有，而是一切軀體的存在狀態(tài)”。也就是說，殘障性為所有身體所共有，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
后人文主義突顯了殘障的普遍性，還因為它從根本上否定了人之自主性，揭示了人對外在的根本性依賴。在人文主義看來，能夠發(fā)揮自由意志的自主性是正常人的標尺，而殘疾人往往是因為不能自主控制自己的身心而被認為是負擔和問題，“某方面不健康，因此也不是正常的人”。后人文主義認為，人文主義秉持“我思故我在”的信條，認為人類主體性生發(fā)于理性自我，制造了人類具有自主性的假象。后人文主義則主張人類主體性不源自自主性自我，而是“在人與動物、機器和環(huán)境之間的裝配(assemblage)和交互(interface)中形成的”。主體始終在一個身體、意識以及外在環(huán)境共同組成的復雜關系網中不斷生成新的具身化(embodied)思想和具腦化(embrained)行動，主體性也就生發(fā)于這些具體的思想和行動中，展現(xiàn)出千差萬別的模式。因此，后人文主義通過指出人類主體生成的交互性，揭示出人的獨立能動性和自主性都不過是人文主義制造出來的假象。人類從來就沒有過自主性，而是自古至今都存活于內在身心的相互作用以及同外在的裝配和交互關系中，并在其中發(fā)揮一種“依賴式的能動性”。這樣看來，所有人都是無法發(fā)揮自由意志的殘障者。如果說“不可避免的依賴性是人類的基本特點”的話，殘障性也可以說是人類的基本特點，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存在。在生活中，所有人的行動無處不受到限制，無不需要依賴外在的支持，而傳統(tǒng)上所認為的殘障者不過是人類存在的非自主性和依賴性更典型、更顯著的顯現(xiàn)而已。
因此，后人文主義通過對于人之定義提出顛覆性的闡釋，用普遍殘障性替代了普遍人性，把人從萬物之尺度的神壇上拉了下來，恢復了人的本來面目，這有利于人類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實現(xiàn)同外在互依共生的殘障式生存，保證自身踏實和永續(xù)的繁衍。
四、殘障的關系性
殘障并非人本身的內在特性，而是在同外界的相對性關系中產生的，這是后人文主義思想指出的殘障的另一顯著特征。雖然早在后人文主義之前，殘障研究的社會模式就把殘障從殘障者自身剝離出來，指出殘障并非醫(yī)學模式所認為的身心缺陷，而是壓迫性社會關系的產物，但是社會模式關于殘障的認知仍未跳出二元對立思維的窠臼，對殘障的關系性的理解并不徹底，“過度關注殘障的社會建構性和政治性，從而忽視殘損本身給個體帶來的困擾”，陷入了“離身化”(disembodiment)的悖謬。社會模式主要區(qū)分了殘損(impairment)和殘障(disability)的概念，認為前者是個體的身心缺損狀態(tài)，后者是社會造成的功能阻礙，殘障研究需要“接受殘損，去除殘障”。這一區(qū)分內在地假定了殘損是身心的內在缺陷，是一種不可變更的自然發(fā)生。然而，即便是人們所認為的身心內在殘損，也離不開社會文化建構。事實上，身體以及殘損“既指向自然也指向文化(權力)”，是自然和社會文化中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后人文主義跳出了自然與社會、人與環(huán)境、身體與思想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桎梏重新認知人的存在，因而得以克服社會模式思考殘障的片面性，對殘障的關系性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和徹底。在后人文主義視野下，殘障的關系性是由主體的內在關系性決定的。后人文主義認為，主體不是人文主義所假定的原子化的孤立實體，而是敞開邊界，同外在他者擁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些關系是構成主體的核心要素。因而，在后人文主義看來，主體自我?guī)в?ldquo;本體論上的關系性”，這種關系性“以一種嵌入式地、具身化的、有根基的、多維度的、多層次的方式運作”。也就是說，關系性是主體的本質屬性，決定著主體始終在同自我、他者和世界結成的復雜關系生態(tài)中認知和行動。這種對于主體關系性的理解從根本上否定了主體能夠作為個體孤立地存在，自主地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可能性，將人之存在深刻地鑲嵌在了實在的物質和技術世界中。
后人文主義進而提出，能動性具有分布式(distributed)的特點，即能動性不是人擁有的內在特性，也非源于任何先在的驅動力(如理性)，而是生成于具體的人的能動性活動中，分布在活動時人與外在結成的功能系統(tǒng)里。這些功能系統(tǒng)是“由分散但相互關聯(lián)的過程組成的矩陣”，它們不以主體為中心運行，也不受任何組成部分的限制，整體性地生發(fā)出主體的活動。
分布式能動性意味著人的身心運行不可能脫離同外在的關系而存在，而是依托同外在的關系發(fā)揮能動作用。這就從根源上駁斥了殘障是一種身心缺陷的觀點，因為既然“能力”(ability)是在主體同外在他者的關系中形成的，殘障作為“失能”(disability)也就不是殘障者自身的失能，而是殘障者主體身心活動所在的功能系統(tǒng)運轉失靈，導致分布式能動性無法發(fā)揮作用的產物。更為重要的是，在分布式功能系統(tǒng)運轉失調的“失能”狀態(tài)下，主體可以和系統(tǒng)中的他者相互調適、共同演進，推動功能系統(tǒng)的運作，讓分布式能動性得以發(fā)揮，從而把“失能”變?yōu)?ldquo;能力”，甚至是“超能”。殘障者的確在身心形態(tài)上有別于他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劣于他人的，因為他們仍然可以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在所處的認知和行為功能系統(tǒng)中調適自我、實現(xiàn)生存。通過盲文閱讀，坐在輪椅上移動，運用手勢表達，這些最常見的例子皆可充分說明，殘障者完全能夠在同外在他者的相互調適中推動周遭關系系統(tǒng)的運作，完成像任何其他人一樣的身心功能。有些殘障者甚至可以擁有超常的功能，比如安裝了碳纖維假肢的殘障者可以打破短跑世界紀錄，視障者擁有更敏銳的聽覺，因而更勝任相關的工作等等。也就是說，“擁有無論是先天還是后天的殘障，改變但并不打破一個人沉浸在世界實在中的狀態(tài)，并且這或許同樣預示著開啟了新的視野，而不應被視為消極的”。
后人文主義關于殘障的關系性的認知既顛覆了醫(yī)學模式對殘疾的界定，也超越了社會模式解讀殘損的局限，并不過于簡單地認為殘障是脫離殘障者身心的社會產物，而是在殘障者同外在的關系中生成的，是殘障者的身體在復雜的物質關系網中的具身化形式(embodiment)。而具身化的殘障同其他一切具身化形式一樣，都是“多樣且相互交叉和依賴的”，都需要廣泛的關系網來支撐其存在。因此，殘障的關系性清楚地說明：殘障是一種差異，而非缺陷；殘障是一種現(xiàn)象，而非身份；殘障是一種超越，而非倒退。
五、殘障的流動性
長期以來，殘障被認為是一種“偏常”(deviance)而蒙受“污名”(stigma)，而殘障研究則致力于揭示“污名管理”背后的社會機制，分析社會是如何通過建構起正常與偏常之間的身份對立來規(guī)訓個體、維持社會規(guī)范的。從后人文主義視角看待殘障，可以更加徹底地駁斥對殘障的污名化，因為后人文主義認為包括人在內的一切事物都不存在固定不變的形態(tài)，而是在永恒的流動中不斷生成新的差異化的表現(xiàn)。這就解構了正常和偏常的二元對立，說明任何人都不存在常態(tài)或是偏常態(tài)，而是永遠處于差異態(tài)中。這樣，以偏常為借口污名化殘障的虛妄之處便完全暴露出來。
后人文主義拒絕人文主義持有的本質主義認知模式，不把人看作固定的實體，而是認為人類主體是一個開放的多系統(tǒng)性存在。在各個系統(tǒng)中，多種雜糅交錯的要素彼此之間以及同外在的其他要素之間相互作用，不斷生成新的形態(tài)，創(chuàng)造新的自我存在形式。因而，人的身心呈現(xiàn)出一種向外界敞開、不停流變生成的“虛擬態(tài)”(virtuality)，這種虛擬態(tài)并不否認人的存在實在性，而是恰恰相反，把人的存在設定在更加深刻和真實的關聯(lián)性流變實在中，因為只有這種虛擬態(tài)才能準確揭示出人類存在的異質、復雜和流動的面貌。因此，后人文主義主張用“生成”(Becoming)來代替“存在”(Being)，借此強調主體的多元性、非固定性以及指向未來的生成性潛能。“生成”源自德勒茲和伽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生成哲學，生成哲學反對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中“存在”的概念，認為“存在”追求固定化的本質，忽視了事物的過程性，而且強調統(tǒng)一和一致，抹殺了多元世界的差異性。“生成”則意味著事物永遠處于生成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擁抱差異化的他者，在同他者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無限的潛能。主體的“生成”而非“存在”決定了人類主體是一種“游牧式的具身化的主體”，“具有流動、易變和游移的特點”。也就是說，主體“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生成過程”，處于同外在環(huán)境“相互交錯的永恒流動中”。
主體的流動性決定了依附于主體的殘障并非固定的存在，而是在不停地跨界流變，參與塑造和生成新的主體形式。事實上，關于殘障的一個最基本、卻最經常被忽略的事實是殘障可以隨時隨地發(fā)生在任何人身上。絕大多數(shù)殘障都是后天獲得的，人都會在人生某個時期經歷殘障，更不用說年齡變化給人的能力狀態(tài)帶來的變遷，“生命實際上就是從殘障到暫時的健全再到殘障的循環(huán)，前提還是你是少數(shù)不生病或未遭受嚴重意外的幸運兒”。人類身心具有普遍的脆弱性，這意味著人隨時流動于殘障與非殘障狀態(tài)之間。此外，業(yè)已處于殘障中的人也會經受不斷變化的殘障狀態(tài)的影響。人的身心和外在環(huán)境都是變動不居的，這決定了殘障“幾乎從不是絕對靜止的，而是動態(tài)的、偶發(fā)的狀況，受諸多外在因素影響，也通常隨時間波動”。即使是先天性的或看似無法改變的殘障也并非保持著一直穩(wěn)定的狀態(tài)，而是處于流動中。丹·古德利和格利特·羅茨(Griet Roets)等殘障研究者通過對所謂智障人士的“游牧式主體性”進行了“制圖”分析，發(fā)現(xiàn)在不同的時空場景和關系中，殘障者的主體性都展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他們始終在“創(chuàng)造性地重新塑造和重新發(fā)明自我”，以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他們的殘障也隨著主體自我的流動顯示出強烈的不確定性，“處于不斷的塑造和重塑中”。
后人文主義把主體理解為開放的“虛擬態(tài)”和關系中的“生成”，這允許人們“把殘障重新想象為一個流動的范疇，我們所有人都可以也必將走入其中和從中走出來”。這一方面可以徹底地將殘障去污名化，因為殘障的流動性意味著殘障并非固定附著在特定個體或群體上的偏常狀態(tài)，更不是一種污點或羞恥。同時，這也提醒我們在認識殘障時應摒棄刻板、固化的眼光，把殘障視作處于持續(xù)變動之中的動態(tài)生成過程，進而看到殘障者在具體的社會關聯(lián)中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多樣的游牧式主體的可能性，從而發(fā)掘出殘障的肯定性價值。
六、后人文主義殘障觀對殘障權利事業(yè)的啟示
后人文主義對人之存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chuàng)見的理解，這些理解刷新了對殘障的認知。在后人文主義視野下，殘障從根本上擺脫了否定和消極的意義，呈現(xiàn)出新的積極面貌。后人文主義顛覆了人文主義對于完整自足的健全之人的想象，并揭示出人同外在的相互關聯(lián)性以及對外在的普遍依賴性，這使得殘障式存在成為普遍性的存在范式。此外，后人文主義關于人類主體關系性和生成性的理解也展示出殘障存在的不確定性和相對性。更難能可貴的是，殘障在這種理解下具有了鮮明的生產性，因為正是殘障激發(fā)出主體調適自我并同外在他者產生關聯(lián)的能動性，主體在克服障礙的過程中生成了新的自我展現(xiàn)形式。殘障的生產性意味著“殘障者可以化殘障為能力、潛質和可能性”，他們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中孕育著智慧和希望，可以為全人類的生存提供借鑒。殘障并不可懼，也并非缺陷，人類正是在同障礙的互動中不斷演進，實現(xiàn)自身的延續(xù)。后人文主義對殘障不僅具有認識論上的價值，可以讓殘障得到重新認知；也有著重要的方法論上的意義，可以為開展殘障研究和制定殘障政策提供豐富的啟示，更好地促進殘障權利事業(yè)的發(fā)展。
?。ㄒ唬┖笕宋闹髁x拓展了殘障權利事業(yè)的涵蓋范圍和殘障研究的視野，讓殘障問題和殘障研究從邊緣走向主流
后人文主義揭示出殘障的普遍性，使殘障研究者和殘障政策制定者意識到殘障權利事業(yè)和殘障研究的對象不應只涉及以往所關注的殘疾人群體，而應擴大到所有被殘障所影響的人群。這一人群不僅包括傳統(tǒng)認知上的傷殘者，還有更加廣大的幼兒、老年人、急慢性病患者、心理創(chuàng)傷者以及其他所有受內外因素影響而經受社會生活障礙的群體。這樣一來，殘障權利事業(yè)和殘障研究就從關注少數(shù)群體的邊緣性事業(yè)和研究走向了關涉大多數(shù)人的主流事業(yè)和研究，其成果可以惠及整個社會。盡管這一轉變顯得激進且會面臨是否會讓殘障權利事業(yè)和研究失去焦點的質疑，但殘障視野的泛化并不意味著剝奪殘疾人群體的機會，反而更有利于他們自如地融入社會生活中，因為在擴大了的殘障視野中，殘疾人不再是特殊的缺陷者，而是“能力-失能”連續(xù)統(tǒng)一體中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是失能的功能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殘障研究通過分析導致功能系統(tǒng)失能的因素，提出無差別化的調適方法，可以根除對殘疾人的歧視，讓社會不把殘障視為負擔，而是維持其運轉的必要過程之一。同時，殘障權利事業(yè)通過關注具有普遍影響力的殘障議題，提出普適性的殘障政策，可以讓社會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政策“事關全社會，也符合全社會的利益”。這就更有利于凝聚社會共識，并促使社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建設殘障友好型社會，從而更好地造福包括殘疾人在內的所有殘障者，同時可以在整體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比如在我國當下推動建設無障礙環(huán)境不僅是造福殘疾人群體的舉措，也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zhàn)略的要求；國家建立和完善殘疾人健康和康復體系可以惠及整個國家公共衛(wèi)生事業(yè)；等等。
?。ǘ┖笕宋闹髁x殘障觀呼吁殘障政策調整工作重心，從關注殘障者個體的康復轉向建設可以賦能于殘障者的社會康復關系網
現(xiàn)行的主流殘障政策是建構在人文主義對自主、理性的人的設想之上的，追求讓殘疾人個體通過被動地接受康復治療，減少其“殘疾性”，重新成為可以獨立參與社會活動的主體。然而在具體實踐中，這樣的做法反而將殘疾人同社會孤立起來，“迫使他們成為一個依賴性的社會角色，削弱了他們的獨立性”。在后人文主義看來，這一目標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因為人從來就不是具有自主性的個體，而是存在于關系網中的一個節(jié)點，在同外在他者組成的功能系統(tǒng)中發(fā)揮分布式的能動性。因此，真正有益于殘障者的康復政策應該著眼于分析殘障者是如何在家庭、社區(qū)和社會中的各種人員、物質和信息關系網中調適和生存的，“承認、尊重并提升這些關系網”，建設能夠更好地賦能殘障者、讓殘障者在其中得以充分發(fā)揮個人潛能的社會康復關系網。這一轉變意味著殘障康復應改變將殘障者孤立和區(qū)分開的做法，而是讓殘障者在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的社會環(huán)境中接受教育、文化和衛(wèi)生等服務，成為其家庭和社會功能關系網的主體，主動參與并充分融入職業(yè)生產和家庭生活，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功能康復的目標，而殘障政策就應該充分保障和促進殘障者作為康復主體的參與權。
(（三）后人文主義啟示殘障研究者關注殘障科技倫理，在后人類境況下發(fā)出殘障者的聲音
后人文主義的興起源自科技進步帶來的人與非人之間的界限松動，而殘障康復科技無疑是這一松動體現(xiàn)得最為顯著的領域之一。從碳纖維假肢使截肢者變身飛人到腦機接口幫助認知損傷者恢復認知功能，科技給殘障者的生活帶來切實的便利。然而，不受控制的科技進步也可能反噬殘障者作為人之存在的權利和尊嚴，帶來高度的倫理風險。比如使用了身體增強技術的殘障者在速度和力量上都突破了人的生理極限，他們是否已蛻變成非人的超人類存在？元宇宙的發(fā)展可以使殘障者無障礙、無差別地在虛擬現(xiàn)實中生活，這是否意味著社會無須再關注他們的現(xiàn)實殘障性？基因編輯技術承諾從染色體層面根本性地去除胚胎畸變，這是代表著人類徹底擺脫殘障的希望，還是貶抑殘障的優(yōu)生學話語在當代科技助力下的極端展現(xiàn)？這些問題既是殘障者切實面臨的倫理難題，也是事關人之存在本質的全局性問題，是全人類在科技飛速發(fā)展之下都應思考的普遍性議題。殘障研究者理應基于殘障者的立場考察這些問題，給出自己的理解，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結論
在科技發(fā)展給人類社會帶來巨變的今天，后人文主義思潮的澎湃給殘障研究提供了開拓研究視野、轉變研究范式的新契機。后人文主義殘障研究也可以充分證明，“在理解人類境況這一宏大工程中，殘障可以孕生出非凡的洞見”。本文從后人文主義關于人的新認知出發(fā)，簡要論證了在后人文主義視角下殘障呈現(xiàn)出的普遍性、關系性和流動性這三個特點。這些特點構成了后人文主義殘障觀的核心，可以為進一步闡發(fā)后人文主義對于殘障的理解提供理論基礎，同時也對推動殘障權利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后人文主義殘障觀不僅拓寬了殘障權利事業(yè)的范圍，也對促進殘障者權利保護、構建殘障友好型社會指出了切實可行的道路。在黨中央提出要求堅定不移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更好推動我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今天，后人文主義殘障觀對于我國殘障事業(yè)“創(chuàng)新話語體系，推動殘障新理念與新制度的共生演化”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
?。S賀，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
Abstract：Post-humanism overturns the humanistic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 subjects with sound body and mind，refreshes people's cognition of human beings，and also brings an opportunity to reinterpret disabi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disability is a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and created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At the same time，as a dynamic status，it is constantly changing，presented in newly-shaped forms.The universal，relational and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disability constitutes the post-humanism approach to disability，which features rich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disability studies and formulating disability policies.
Keywords：Post-humanism；Disability Studies；Universal；Relational；Dynamic
(責任編輯 郭銳)
關鍵詞：后人文主義 殘障研究 普遍性 關系性 流動性
一、引言
回顧殘障權利事業(yè)發(fā)展的歷史進程不難發(fā)現(xiàn)，人類對殘障的理解經歷了不斷演變和深化的過程。從醫(yī)學模式把殘障視為一種生理殘損和缺陷，著眼于殘障的糾正與療愈，到社會模式認為殘障源于社會建構，從而強調殘障者社會權利的伸張，對殘障本身的認知總是深刻地影響了從殘障話語到殘障政策的一系列殘障權利保護議題。發(fā)軔于上個世紀70年代的殘障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呼應著西方殘障權利運動的興起，不同于傳統(tǒng)的殘疾研究或損傷研究只關注殘障者個體，其致力于將更廣闊的社會政治和歷史文化視角納入理解殘障的視野中，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對殘障的認知，也深度參與塑造了現(xiàn)代殘障權利事業(yè)。無論是世界衛(wèi)生組織推出的《國際功能、殘障與健康分類》(ICF)還是聯(lián)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都充分吸納了殘障研究提出的關于殘障的新理念。尤其是從20世紀90年代起，受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的影響，殘障研究逐漸轉向批判性殘障研究(Critical Disability Studies)，結合文化批評理論和生命政治學等跨學科視角，探究當代社會生活中的殘障問題，以求揭示出糾纏于殘障經驗背后的權力和文化因素，從而更加徹底地推動有利于殘障的社會變革。
隨著信息技術、生命科學技術以及神經認知科學等當代科技的迅猛發(fā)展，人類生命體同外在環(huán)境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其所帶來的后人類境況日益突出，這使得反思和重新檢視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狀態(tài)和地位的后人類主義思想迅速興起，并成為當今思想界最炙手可熱的思潮之一。殘障研究者發(fā)現(xiàn)，后人類境況也給殘障者帶來諸多新的機遇和問題，殘障研究需考察后人類境況下的殘障現(xiàn)象，發(fā)出殘障群體在生命政治、技術媒介、科技倫理等后人類議題上的聲音。因此，把后人文主義思想運用于闡釋殘障、剖析殘障問題成為批判性殘障研究領域最前沿的課題之一。
丹·古德利(Dan Goodley)等將后人文主義觀念引入智力殘障實證研究，展現(xiàn)了智障人士是如何在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發(fā)揮自己的“分布式能力”(distributed competence)的?？扑沟?middot;利迪亞德(Kirsty Liddiard)等通過訪談帶有瀕死障礙(life-limiting impairments)的殘障者發(fā)現(xiàn)，他們對生命和死亡的理解“擴充了后人類時代的可能性，展現(xiàn)了有別于人文主義的社會知識和觀念”。斯圖爾特·穆雷(Stuart Murray)在后人文主義視野下考察了當代文學和電影文本中的殘障現(xiàn)象，認為“殘障視角處于構想后人類境況的中心”，因為從殘障視角出發(fā)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在后人類的當下殘障和非殘障者所共同面臨的抉擇”。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運用后人文主義分析殘障問題所能打開的廣闊闡釋空間，但并未深入探討將后人文主義思想應用于殘障研究的核心問題：后人文主義能夠給理解殘障帶來哪些新認知？這些新認知又能夠如何推動殘障事業(yè)的進步？本文試圖總結和回答后人文主義如何理解和定義殘障這一基本命題，同時簡要論述后人文主義關于殘障的新型認知對開展殘障研究和制定殘障政策，從而更好地理解后人文主義殘障觀對于提高殘障者地位和保障殘障者權利有何啟示性意義。
二、后人文主義同殘障研究的相遇
后人文主義是的興起既是對當代科技迅猛發(fā)展的回應，也是出于對人類面臨的日益惡化的生態(tài)危機、社會危機和思想危機的反思。后人文主義盡管有多個思想脈絡，但其要旨無不在于批判自文藝復興以來開始主導現(xiàn)代思想的人文主義對于人的界定，指出人文主義關于“人類個體能動性和完整性的假設”創(chuàng)造了人的神話，使人在自主性和理性的幌子下?lián)碛辛顺接谄渌锓N和物質的地位，滋生了人類中心主義，是當代社會重重危機的思想根源。在批判的基礎上，后人文主義進而倡導以一種整體性、關系性和生成性的思維重新理解人之存在，指出人類始終“具身化地嵌入在生物和技術世界中”，同外在世界互依共生，共同演進。后人文主義是一種思想認知范式的變革，帶動了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人權研究等一眾人文學科“從人文主義人的帝國中解脫出來”，“以后人類中心主義方式處理好諸如科技發(fā)展、生態(tài)社會發(fā)展和全球化多重挑戰(zhàn)等外在的甚至全球性重大問題”。
殘障研究作為一門研究殘障現(xiàn)象，旨在促進殘障人士福祉的學科，同后人文主義具有天然的內在關聯(lián)。首先，殘障研究和后人文主義都以人類身心及其同外在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作為自己的核心議題。從醫(yī)學模式考察殘障者的身心機能，到社會模式關注殘障個體面臨的壓迫性社會障礙，再到后來的批判性殘障研究把殘障研究同身份政治聯(lián)系起來，“對人的質詢始終是殘障政治的核心”。殘障研究考察殘障這一特殊的人類存在狀態(tài)，自然需要思考人的身心構成、行為功能、同外界的調適等問題，這些也是后人文主義同樣需要闡述的關于人的基本命題。其次，殘障研究同后人文主義一樣，都以跨學科性為研究特質。殘障議題涵蓋廣泛，跨越政策、法律、文化、教育乃至工程等多個領域，這意味著跨學科、多視角的研究是“殘障研究的必由之路”。殘障研究同后人文主義之間的這種天然關聯(lián)吸引了后人文主義思想家和殘障研究學者的關注。他們發(fā)現(xiàn)，殘障研究與后人文主義有著相同的理論立場和批判指向，他們都致力于揭示以人文主義為內核的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話語是如何通過貶抑殘障者“他者性”的身心存在狀態(tài)來實現(xiàn)“理想化的健全或標準的人體”建構的。
后人文主義思想家察覺到，因為殘障者是被人文主義社會意識形態(tài)所排斥的邊緣人士，殘障也被貶低為“非人類”的存在狀態(tài)，“殘障研究一直以來都在抵制傳統(tǒng)的古典人文主義關于人的概念”，“拒絕將非常規(guī)構造的身體視作畸形”。殘障研究的對象是人的身體、感知或心理偏差現(xiàn)象及其影響，而后人文主義思想家秉承后結構主義哲學以斷裂、邊緣顛覆現(xiàn)代宏大敘事的思想理路，在向人文主義發(fā)起挑戰(zhàn)的時候以殘障這一人類身心偏差現(xiàn)象為楔子，可以很好地暴露人文主義制造的自主、自足的理性人類主體幻象。后人文主義理論先驅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論述“賽博格”(Cyborg)這一經典后人文主義形象時就曾指出，殘障人士或許對人與非生命物質密切交互雜糅的賽博格式存在擁有“最深切的體驗”。賽博格是生物和無機物的混合體，跨越了生命與非生命的界限，具有徹底的雜糅性，因而超越了人與非人的二元對立，具有顛覆人類中心主義的潛能。在這個意義上，往往需要借助輪椅、義肢、助聽器等工具生活的殘障者可謂賽博格的先驅。
另一位后人文主義理論家羅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則不僅看到了殘障研究顛覆人文主義傳統(tǒng)觀念的潛能，還認為殘障研究可以揭示殘障者這種被人文主義貶斥為“非人”的主體是如何在同外界的互動中生成新的主體性的過程，從而“充分地展示具身化(embodied)的和具腦化(embrained)的身體是如何行動、思考和負責的”。也就是說，殘障研究可以為后人文主義倡導的新型后人文主義主體和倫理關系提供參考性范式，因而布拉伊多蒂把后人文殘障研究作為后人文主義思想范式下的重要知識生產領域之一。
追隨后人文主義思想家的腳步，殘障研究學者也敏銳地意識到后人文主義對分析殘障問題的適用性。一方面，他們發(fā)現(xiàn)后人文主義關于跨界、雜糅的具身性人類主體的認知讓殘障者成為這一新型后人文主義主體存在范式的絕佳表現(xiàn)。這種認知意味著殘障不再是存在的非常態(tài)，殘障者也不再是社會的邊緣。這正呼應了殘障研究者們關于殘障的身體“不是例外，而是主導”的主張，為提高殘障者地位，促進殘障權利打下了思想基礎。另一方面，他們認識到后人文主義“重新思考了人與非人在全球層面的關聯(lián)和相互作用”，并主張人類應該同外在他者相互尊重、相互依存，一起參與“基于共同體的共享式實踐”，這一主張能夠給殘障研究的實踐層面提供指導原則。
可以說，后人文主義同殘障研究的相遇給殘障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思想啟迪，也提供了新的概念工具和考察視角。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在后人文主義思想范式下，殘障研究看到了走出自己的學科空間，為其他人文學科乃至整個思想界貢獻殘障智慧的可能性。
三、殘障的普遍性
殘障并非少數(shù)人帶有的特殊情況，更不是缺陷或疾病，而是普遍的人類存在狀態(tài)，“是一種普遍性的人類體驗”。這一認知雖然業(yè)已存在于殘障研究中，但只有在后人文主義徹底解構了人文主義關于人的神話，并對人類身心存在狀態(tài)和主體性生成過程進行了重新闡釋之后，才找到了確實的理論依據(jù)。
后人文主義認為，人文主義對于人的定義是錯誤地建立在“普遍主義立場和二元邏輯”基礎上的。也就是說，人文主義預設了一個超驗的理性人形象并將其作為萬物之尺度，這一形象將一種毫無依據(jù)的“普遍人性”同被人文主義視為“非人性”或“次人性”的他者性對立起來，將差異化的他者貶斥為“異常、偏離、殘暴和獸性”，這不僅意味著人類擁有了超然于世界萬物之上的中心地位，也滋生出一系列霸權主義立場，如通過把女性、有色人種和殘障者貶斥為非人或不完全的人來實現(xiàn)對他們的壓迫。
后人文主義對人文主義的顛覆開啟于對人類身心存在狀態(tài)和主體性的重新認知。在這一認知下，殘障不再是被人文主義話語所貶斥的人的異常畸形狀態(tài)，而是普遍的人類存在狀態(tài)。這首先是因為后人文主義打破了人文主義意識形態(tài)制造的殘障與非殘障的二元對立，刷新了人們關于“正常身體”的認知，讓人們發(fā)現(xiàn)并不存在絕對純粹的健全之人，人類都是同環(huán)境他物的雜糅體。當代科技的發(fā)展讓人類對自身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們發(fā)現(xiàn)人并非純粹而固定的實體，而是一種人同外在物質及信息相互交融的混雜體。有機體和機器混雜交融的“賽博格”形象便是后人文主義對于這種后人類混雜體的最初構想，N.凱瑟琳·海耶斯(N.Katherine Hayles)則進一步指出，即使身體未經任何改造，我們也早已是賽博格式后人類，因為認知科學和人工生命技術領域的研究清晰地顯示，“后人類主體是混合物，是異質成分的聚合，是邊界不斷被建構和重構的物質信息體”。人的混雜性說明并不存在超驗的、內在的普遍人性，人不過是同外在他物的關聯(lián)網絡中的一個節(jié)點而已。既然人同外在之間并不存在穩(wěn)定、清晰的界限，所謂“正常身體”的完整性和確定性不過是一種幻象，那么“不確定性和不穩(wěn)定性就不再為異常身體所獨有，而是一切軀體的存在狀態(tài)”。也就是說，殘障性為所有身體所共有，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
后人文主義突顯了殘障的普遍性，還因為它從根本上否定了人之自主性，揭示了人對外在的根本性依賴。在人文主義看來，能夠發(fā)揮自由意志的自主性是正常人的標尺，而殘疾人往往是因為不能自主控制自己的身心而被認為是負擔和問題，“某方面不健康，因此也不是正常的人”。后人文主義認為，人文主義秉持“我思故我在”的信條，認為人類主體性生發(fā)于理性自我，制造了人類具有自主性的假象。后人文主義則主張人類主體性不源自自主性自我，而是“在人與動物、機器和環(huán)境之間的裝配(assemblage)和交互(interface)中形成的”。主體始終在一個身體、意識以及外在環(huán)境共同組成的復雜關系網中不斷生成新的具身化(embodied)思想和具腦化(embrained)行動，主體性也就生發(fā)于這些具體的思想和行動中，展現(xiàn)出千差萬別的模式。因此，后人文主義通過指出人類主體生成的交互性，揭示出人的獨立能動性和自主性都不過是人文主義制造出來的假象。人類從來就沒有過自主性，而是自古至今都存活于內在身心的相互作用以及同外在的裝配和交互關系中，并在其中發(fā)揮一種“依賴式的能動性”。這樣看來，所有人都是無法發(fā)揮自由意志的殘障者。如果說“不可避免的依賴性是人類的基本特點”的話，殘障性也可以說是人類的基本特點，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存在。在生活中，所有人的行動無處不受到限制，無不需要依賴外在的支持，而傳統(tǒng)上所認為的殘障者不過是人類存在的非自主性和依賴性更典型、更顯著的顯現(xiàn)而已。
因此，后人文主義通過對于人之定義提出顛覆性的闡釋，用普遍殘障性替代了普遍人性，把人從萬物之尺度的神壇上拉了下來，恢復了人的本來面目，這有利于人類跳出人類中心主義的桎梏，實現(xiàn)同外在互依共生的殘障式生存，保證自身踏實和永續(xù)的繁衍。
四、殘障的關系性
殘障并非人本身的內在特性，而是在同外界的相對性關系中產生的，這是后人文主義思想指出的殘障的另一顯著特征。雖然早在后人文主義之前，殘障研究的社會模式就把殘障從殘障者自身剝離出來，指出殘障并非醫(yī)學模式所認為的身心缺陷，而是壓迫性社會關系的產物，但是社會模式關于殘障的認知仍未跳出二元對立思維的窠臼，對殘障的關系性的理解并不徹底，“過度關注殘障的社會建構性和政治性，從而忽視殘損本身給個體帶來的困擾”，陷入了“離身化”(disembodiment)的悖謬。社會模式主要區(qū)分了殘損(impairment)和殘障(disability)的概念，認為前者是個體的身心缺損狀態(tài)，后者是社會造成的功能阻礙，殘障研究需要“接受殘損，去除殘障”。這一區(qū)分內在地假定了殘損是身心的內在缺陷，是一種不可變更的自然發(fā)生。然而，即便是人們所認為的身心內在殘損，也離不開社會文化建構。事實上，身體以及殘損“既指向自然也指向文化(權力)”，是自然和社會文化中多種復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后人文主義跳出了自然與社會、人與環(huán)境、身體與思想等二元對立的思維桎梏重新認知人的存在，因而得以克服社會模式思考殘障的片面性，對殘障的關系性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和徹底。在后人文主義視野下，殘障的關系性是由主體的內在關系性決定的。后人文主義認為，主體不是人文主義所假定的原子化的孤立實體，而是敞開邊界，同外在他者擁有密不可分的關系，這些關系是構成主體的核心要素。因而，在后人文主義看來，主體自我?guī)в?ldquo;本體論上的關系性”，這種關系性“以一種嵌入式地、具身化的、有根基的、多維度的、多層次的方式運作”。也就是說，關系性是主體的本質屬性，決定著主體始終在同自我、他者和世界結成的復雜關系生態(tài)中認知和行動。這種對于主體關系性的理解從根本上否定了主體能夠作為個體孤立地存在，自主地發(fā)揮主觀能動性的可能性，將人之存在深刻地鑲嵌在了實在的物質和技術世界中。
后人文主義進而提出，能動性具有分布式(distributed)的特點，即能動性不是人擁有的內在特性，也非源于任何先在的驅動力(如理性)，而是生成于具體的人的能動性活動中，分布在活動時人與外在結成的功能系統(tǒng)里。這些功能系統(tǒng)是“由分散但相互關聯(lián)的過程組成的矩陣”，它們不以主體為中心運行，也不受任何組成部分的限制，整體性地生發(fā)出主體的活動。
分布式能動性意味著人的身心運行不可能脫離同外在的關系而存在，而是依托同外在的關系發(fā)揮能動作用。這就從根源上駁斥了殘障是一種身心缺陷的觀點，因為既然“能力”(ability)是在主體同外在他者的關系中形成的，殘障作為“失能”(disability)也就不是殘障者自身的失能，而是殘障者主體身心活動所在的功能系統(tǒng)運轉失靈，導致分布式能動性無法發(fā)揮作用的產物。更為重要的是，在分布式功能系統(tǒng)運轉失調的“失能”狀態(tài)下，主體可以和系統(tǒng)中的他者相互調適、共同演進，推動功能系統(tǒng)的運作，讓分布式能動性得以發(fā)揮，從而把“失能”變?yōu)?ldquo;能力”，甚至是“超能”。殘障者的確在身心形態(tài)上有別于他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是劣于他人的，因為他們仍然可以和其他所有人一樣，在所處的認知和行為功能系統(tǒng)中調適自我、實現(xiàn)生存。通過盲文閱讀，坐在輪椅上移動，運用手勢表達，這些最常見的例子皆可充分說明，殘障者完全能夠在同外在他者的相互調適中推動周遭關系系統(tǒng)的運作，完成像任何其他人一樣的身心功能。有些殘障者甚至可以擁有超常的功能，比如安裝了碳纖維假肢的殘障者可以打破短跑世界紀錄，視障者擁有更敏銳的聽覺，因而更勝任相關的工作等等。也就是說，“擁有無論是先天還是后天的殘障，改變但并不打破一個人沉浸在世界實在中的狀態(tài)，并且這或許同樣預示著開啟了新的視野，而不應被視為消極的”。
后人文主義關于殘障的關系性的認知既顛覆了醫(yī)學模式對殘疾的界定，也超越了社會模式解讀殘損的局限，并不過于簡單地認為殘障是脫離殘障者身心的社會產物，而是在殘障者同外在的關系中生成的，是殘障者的身體在復雜的物質關系網中的具身化形式(embodiment)。而具身化的殘障同其他一切具身化形式一樣，都是“多樣且相互交叉和依賴的”，都需要廣泛的關系網來支撐其存在。因此，殘障的關系性清楚地說明：殘障是一種差異，而非缺陷；殘障是一種現(xiàn)象，而非身份；殘障是一種超越，而非倒退。
五、殘障的流動性
長期以來，殘障被認為是一種“偏常”(deviance)而蒙受“污名”(stigma)，而殘障研究則致力于揭示“污名管理”背后的社會機制，分析社會是如何通過建構起正常與偏常之間的身份對立來規(guī)訓個體、維持社會規(guī)范的。從后人文主義視角看待殘障，可以更加徹底地駁斥對殘障的污名化，因為后人文主義認為包括人在內的一切事物都不存在固定不變的形態(tài)，而是在永恒的流動中不斷生成新的差異化的表現(xiàn)。這就解構了正常和偏常的二元對立，說明任何人都不存在常態(tài)或是偏常態(tài)，而是永遠處于差異態(tài)中。這樣，以偏常為借口污名化殘障的虛妄之處便完全暴露出來。
后人文主義拒絕人文主義持有的本質主義認知模式，不把人看作固定的實體，而是認為人類主體是一個開放的多系統(tǒng)性存在。在各個系統(tǒng)中，多種雜糅交錯的要素彼此之間以及同外在的其他要素之間相互作用，不斷生成新的形態(tài)，創(chuàng)造新的自我存在形式。因而，人的身心呈現(xiàn)出一種向外界敞開、不停流變生成的“虛擬態(tài)”(virtuality)，這種虛擬態(tài)并不否認人的存在實在性，而是恰恰相反，把人的存在設定在更加深刻和真實的關聯(lián)性流變實在中，因為只有這種虛擬態(tài)才能準確揭示出人類存在的異質、復雜和流動的面貌。因此，后人文主義主張用“生成”(Becoming)來代替“存在”(Being)，借此強調主體的多元性、非固定性以及指向未來的生成性潛能。“生成”源自德勒茲和伽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的生成哲學，生成哲學反對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中“存在”的概念，認為“存在”追求固定化的本質，忽視了事物的過程性，而且強調統(tǒng)一和一致，抹殺了多元世界的差異性。“生成”則意味著事物永遠處于生成的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擁抱差異化的他者，在同他者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無限的潛能。主體的“生成”而非“存在”決定了人類主體是一種“游牧式的具身化的主體”，“具有流動、易變和游移的特點”。也就是說，主體“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生成過程”，處于同外在環(huán)境“相互交錯的永恒流動中”。
主體的流動性決定了依附于主體的殘障并非固定的存在，而是在不停地跨界流變，參與塑造和生成新的主體形式。事實上，關于殘障的一個最基本、卻最經常被忽略的事實是殘障可以隨時隨地發(fā)生在任何人身上。絕大多數(shù)殘障都是后天獲得的，人都會在人生某個時期經歷殘障，更不用說年齡變化給人的能力狀態(tài)帶來的變遷，“生命實際上就是從殘障到暫時的健全再到殘障的循環(huán)，前提還是你是少數(shù)不生病或未遭受嚴重意外的幸運兒”。人類身心具有普遍的脆弱性，這意味著人隨時流動于殘障與非殘障狀態(tài)之間。此外，業(yè)已處于殘障中的人也會經受不斷變化的殘障狀態(tài)的影響。人的身心和外在環(huán)境都是變動不居的，這決定了殘障“幾乎從不是絕對靜止的，而是動態(tài)的、偶發(fā)的狀況，受諸多外在因素影響，也通常隨時間波動”。即使是先天性的或看似無法改變的殘障也并非保持著一直穩(wěn)定的狀態(tài)，而是處于流動中。丹·古德利和格利特·羅茨(Griet Roets)等殘障研究者通過對所謂智障人士的“游牧式主體性”進行了“制圖”分析，發(fā)現(xiàn)在不同的時空場景和關系中，殘障者的主體性都展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他們始終在“創(chuàng)造性地重新塑造和重新發(fā)明自我”，以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而他們的殘障也隨著主體自我的流動顯示出強烈的不確定性，“處于不斷的塑造和重塑中”。
后人文主義把主體理解為開放的“虛擬態(tài)”和關系中的“生成”，這允許人們“把殘障重新想象為一個流動的范疇，我們所有人都可以也必將走入其中和從中走出來”。這一方面可以徹底地將殘障去污名化，因為殘障的流動性意味著殘障并非固定附著在特定個體或群體上的偏常狀態(tài)，更不是一種污點或羞恥。同時，這也提醒我們在認識殘障時應摒棄刻板、固化的眼光，把殘障視作處于持續(xù)變動之中的動態(tài)生成過程，進而看到殘障者在具體的社會關聯(lián)中不斷地創(chuàng)造出多樣的游牧式主體的可能性，從而發(fā)掘出殘障的肯定性價值。
六、后人文主義殘障觀對殘障權利事業(yè)的啟示
后人文主義對人之存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chuàng)見的理解，這些理解刷新了對殘障的認知。在后人文主義視野下，殘障從根本上擺脫了否定和消極的意義，呈現(xiàn)出新的積極面貌。后人文主義顛覆了人文主義對于完整自足的健全之人的想象，并揭示出人同外在的相互關聯(lián)性以及對外在的普遍依賴性，這使得殘障式存在成為普遍性的存在范式。此外，后人文主義關于人類主體關系性和生成性的理解也展示出殘障存在的不確定性和相對性。更難能可貴的是，殘障在這種理解下具有了鮮明的生產性，因為正是殘障激發(fā)出主體調適自我并同外在他者產生關聯(lián)的能動性，主體在克服障礙的過程中生成了新的自我展現(xiàn)形式。殘障的生產性意味著“殘障者可以化殘障為能力、潛質和可能性”，他們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生活和思考方式中孕育著智慧和希望，可以為全人類的生存提供借鑒。殘障并不可懼，也并非缺陷，人類正是在同障礙的互動中不斷演進，實現(xiàn)自身的延續(xù)。后人文主義對殘障不僅具有認識論上的價值，可以讓殘障得到重新認知；也有著重要的方法論上的意義，可以為開展殘障研究和制定殘障政策提供豐富的啟示，更好地促進殘障權利事業(yè)的發(fā)展。
?。ㄒ唬┖笕宋闹髁x拓展了殘障權利事業(yè)的涵蓋范圍和殘障研究的視野，讓殘障問題和殘障研究從邊緣走向主流
后人文主義揭示出殘障的普遍性，使殘障研究者和殘障政策制定者意識到殘障權利事業(yè)和殘障研究的對象不應只涉及以往所關注的殘疾人群體，而應擴大到所有被殘障所影響的人群。這一人群不僅包括傳統(tǒng)認知上的傷殘者，還有更加廣大的幼兒、老年人、急慢性病患者、心理創(chuàng)傷者以及其他所有受內外因素影響而經受社會生活障礙的群體。這樣一來，殘障權利事業(yè)和殘障研究就從關注少數(shù)群體的邊緣性事業(yè)和研究走向了關涉大多數(shù)人的主流事業(yè)和研究，其成果可以惠及整個社會。盡管這一轉變顯得激進且會面臨是否會讓殘障權利事業(yè)和研究失去焦點的質疑，但殘障視野的泛化并不意味著剝奪殘疾人群體的機會，反而更有利于他們自如地融入社會生活中，因為在擴大了的殘障視野中，殘疾人不再是特殊的缺陷者，而是“能力-失能”連續(xù)統(tǒng)一體中的一種存在狀態(tài)，是失能的功能系統(tǒng)的組成部分。殘障研究通過分析導致功能系統(tǒng)失能的因素，提出無差別化的調適方法，可以根除對殘疾人的歧視，讓社會不把殘障視為負擔，而是維持其運轉的必要過程之一。同時，殘障權利事業(yè)通過關注具有普遍影響力的殘障議題，提出普適性的殘障政策，可以讓社會更清楚地意識到這些政策“事關全社會，也符合全社會的利益”。這就更有利于凝聚社會共識，并促使社會投入更多的資源建設殘障友好型社會，從而更好地造福包括殘疾人在內的所有殘障者，同時可以在整體上推動我國人權事業(yè)的發(fā)展。比如在我國當下推動建設無障礙環(huán)境不僅是造福殘疾人群體的舉措，也是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zhàn)略的要求；國家建立和完善殘疾人健康和康復體系可以惠及整個國家公共衛(wèi)生事業(yè)；等等。
?。ǘ┖笕宋闹髁x殘障觀呼吁殘障政策調整工作重心，從關注殘障者個體的康復轉向建設可以賦能于殘障者的社會康復關系網
現(xiàn)行的主流殘障政策是建構在人文主義對自主、理性的人的設想之上的，追求讓殘疾人個體通過被動地接受康復治療，減少其“殘疾性”，重新成為可以獨立參與社會活動的主體。然而在具體實踐中，這樣的做法反而將殘疾人同社會孤立起來，“迫使他們成為一個依賴性的社會角色，削弱了他們的獨立性”。在后人文主義看來，這一目標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因為人從來就不是具有自主性的個體，而是存在于關系網中的一個節(jié)點，在同外在他者組成的功能系統(tǒng)中發(fā)揮分布式的能動性。因此，真正有益于殘障者的康復政策應該著眼于分析殘障者是如何在家庭、社區(qū)和社會中的各種人員、物質和信息關系網中調適和生存的，“承認、尊重并提升這些關系網”，建設能夠更好地賦能殘障者、讓殘障者在其中得以充分發(fā)揮個人潛能的社會康復關系網。這一轉變意味著殘障康復應改變將殘障者孤立和區(qū)分開的做法，而是讓殘障者在更具包容性和支持性的社會環(huán)境中接受教育、文化和衛(wèi)生等服務，成為其家庭和社會功能關系網的主體，主動參與并充分融入職業(yè)生產和家庭生活，從而實現(xiàn)真正的功能康復的目標，而殘障政策就應該充分保障和促進殘障者作為康復主體的參與權。
(（三）后人文主義啟示殘障研究者關注殘障科技倫理，在后人類境況下發(fā)出殘障者的聲音
后人文主義的興起源自科技進步帶來的人與非人之間的界限松動，而殘障康復科技無疑是這一松動體現(xiàn)得最為顯著的領域之一。從碳纖維假肢使截肢者變身飛人到腦機接口幫助認知損傷者恢復認知功能，科技給殘障者的生活帶來切實的便利。然而，不受控制的科技進步也可能反噬殘障者作為人之存在的權利和尊嚴，帶來高度的倫理風險。比如使用了身體增強技術的殘障者在速度和力量上都突破了人的生理極限，他們是否已蛻變成非人的超人類存在？元宇宙的發(fā)展可以使殘障者無障礙、無差別地在虛擬現(xiàn)實中生活，這是否意味著社會無須再關注他們的現(xiàn)實殘障性？基因編輯技術承諾從染色體層面根本性地去除胚胎畸變，這是代表著人類徹底擺脫殘障的希望，還是貶抑殘障的優(yōu)生學話語在當代科技助力下的極端展現(xiàn)？這些問題既是殘障者切實面臨的倫理難題，也是事關人之存在本質的全局性問題，是全人類在科技飛速發(fā)展之下都應思考的普遍性議題。殘障研究者理應基于殘障者的立場考察這些問題，給出自己的理解，發(fā)出自己的聲音。
結論
在科技發(fā)展給人類社會帶來巨變的今天，后人文主義思潮的澎湃給殘障研究提供了開拓研究視野、轉變研究范式的新契機。后人文主義殘障研究也可以充分證明，“在理解人類境況這一宏大工程中，殘障可以孕生出非凡的洞見”。本文從后人文主義關于人的新認知出發(fā)，簡要論證了在后人文主義視角下殘障呈現(xiàn)出的普遍性、關系性和流動性這三個特點。這些特點構成了后人文主義殘障觀的核心，可以為進一步闡發(fā)后人文主義對于殘障的理解提供理論基礎，同時也對推動殘障權利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契機。后人文主義殘障觀不僅拓寬了殘障權利事業(yè)的范圍，也對促進殘障者權利保護、構建殘障友好型社會指出了切實可行的道路。在黨中央提出要求堅定不移走中國人權發(fā)展道路，更好推動我國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今天，后人文主義殘障觀對于我國殘障事業(yè)“創(chuàng)新話語體系，推動殘障新理念與新制度的共生演化”具有重要的啟示性意義。
?。S賀，北京信息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博士。）
Abstract：Post-humanism overturns the humanistic construction of rational subjects with sound body and mind，refreshes people's cognition of human beings，and also brings an opportunity to reinterpret disabil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t-humanism，disability is a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and created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At the same time，as a dynamic status，it is constantly changing，presented in newly-shaped forms.The universal，relational and dynamic interpretation of disability constitutes the post-humanism approach to disability，which features rich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disability studies and formulating disability policies.
Keywords：Post-humanism；Disability Studies；Universal；Relational；Dynamic
(責任編輯 郭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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