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女性權利是經由國際人權公約所確認并得到各國憲法和法律廣泛吸收的重要人權。在“三孩”政策實施的背景下，我國女性面臨著生養(yǎng)撫育和職場工作的雙重壓力。我國憲法第49條明確規(guī)定了“母親受國家保護”，應該將男女平等的憲法原則納入對該條款的理解中，充分尊重女性的主體性和平等權利，肯定生育撫養(yǎng)行為的社會價值。結合“三孩”政策，對女性的權利保障應重點關注生育權、健康權、工作權和家庭領域的平等權等，其權利體系具有復合性、身份性，以及面向未來的開放性等特點。國家對于女性權利的實現(xiàn)負有充分尊重義務、積極促進義務和狹義的保護義務。為統(tǒng)籌“三孩”政策實施和女性權利保障，應引入社會性別平等理念，完善公共托育服務、家庭護理假與平等就業(yè)等制度，促進相關法律和政策的落地實施，重點關注農村地區(qū)女性和單身母親群體等方面推進。
關鍵詞：女性權利 人權 母親 “三孩”生育政策 國家義務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三孩”生育政策逐步推進。但該政策的實施使作為生育主體的育齡女性面臨嚴重的“工作-家庭”沖突。這一沖突的現(xiàn)實和預期的壓力會進一步強化女性對“母親”這一角色的焦慮甚至是畏懼，進而轉化為婚育阻力。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深層次緣由包括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經濟壓力和照料壓力，以及亟待改善的社會生育文化等。這些都導致女性缺乏生育子女的動力。因此，建構一套更具包容性、更符合時代特征、更能回應女性現(xiàn)實需求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體系尤為必要，可為“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提供更全面的權利保障。
母親是國際人權文件所確認的一類人權主體，也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規(guī)范確認的權利主體。我國首次確認母親權利的憲法性文件是1941年11月通過的《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1949年以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及后續(xù)的憲法都對母親的憲法地位進行了規(guī)定，并采取了一致的表述：“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關于憲法中“母親受國家保護”的規(guī)范內涵，我國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憲法原則說。該觀點主要見諸于20世紀80年代的憲法學文獻，認為該規(guī)定是保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必不可少的內容，是社會主義婚姻家庭關系的重要原則之一，是社會主義人道原則的充分體現(xiàn)。堅持這一原則，有利于實現(xiàn)男女平等，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家庭培養(yǎng)下一代的作用，有利于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發(fā)展團結和睦的婚姻家庭關系。第二，弱勢群體的社會權利說。該觀點認為“母親受國家的保護”是憲法直接規(guī)定的一項社會權。這一規(guī)定對國家，尤其是對立法者設定了保障母親享受有關權利的義務。國家應該針對婦女、母親等特定身份的弱者，實行傾斜保護，提供一定機會和物質幫助，給予他們特別的關懷與救助，補足其因為生理特征引起的劣勢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母親受國家保護”的憲法內涵，其學理價值不容否認，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其一，憲法原則說著眼于家庭的整體建設，忽視了母親作為“家庭中的人”的獨立個體角色，分析框架較為簡單而概括，也對該條款的規(guī)范內容缺乏實質性分析。若依循此路徑，會導致后續(xù)分析難以為作為特定“社會角色”或者“家庭角色”的女性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支持。例如：如何針對作為“母親”的職業(yè)女性進行更精準的政策設計？0-6歲學齡前兒童的母親和7-15歲兒童的母親相比，其所需要的配套支持和保護政策應存在什么區(qū)別？其二，以社會權來理解“母親受國家保護”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簡單化傾向，不利于體現(xiàn)其豐富的規(guī)范內涵。母親所享有的權利不僅包括從國家獲得幫助等積極權利的內容，還包括生育自主和教養(yǎng)撫育行為不受干涉等消極權利的內容。此外，根據(jù)傳統(tǒng)社會權理論，社會弱者或弱勢群體是社會權的最主要享有者，因為弱者僅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難以生存和發(fā)展，只能訴諸社會強者的幫助。而在現(xiàn)實中，強勢與弱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并沒有嚴格的界定標準，如何進行區(qū)分也存在較大的分歧。
人權的突出特點，在于它尤其關注和凸顯國家對于保障和實現(xiàn)人的尊嚴所負有的義務，這種尊嚴是基于人自身的地位產生的，而非針對某種社會身份或者特定的有才華和有能力的人。人人皆有“固有”尊嚴在國際人權憲章中表達出來，即每個人不因他/她是男人或者女人，不因其是某一群體的一員，也不因其是否取得過任何成就，僅僅是作為一個人而具有的尊嚴。實現(xiàn)男女平等、保障女性權利已經是人權保護的核心價值和行為準則。“母親受國家保護”關注的不僅僅是具有“母親”這一特定身份女性的生育、撫養(yǎng)行為，還有所有女性基于其固有的人的尊嚴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內容。與之相應的，這一規(guī)定不能僅停留在宣言和原則層面，需要從法律角度明確其各項具體權利內容。本文基于基本人權的視角，從我國憲法文本中“母親受國家保護”的規(guī)范內涵出發(fā)，分析“三孩”政策背景下應重點關注的女性權利體系、實質內容、所面臨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以及相對應的國家義務，以期為完善我國法律體系和提升相關措施的實效性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二、“母親受國家保護”的憲法內涵
一般意義上，提及母親，人們往往會將其與女性、家庭、子女等直接聯(lián)系起來。這些確實構成我們從法規(guī)范意義上來界定母親概念的必要因素，而對于女性權利的認知和建構也與上述內容所共同勾勒出的母親形象密切相關。而現(xiàn)實中，母親往往成為對所有女性的社會性別期待，女性也往往被動接受母職角色安排。應先對憲法文本中的“母親”概念進行分析，并從男女平等的憲法原則出發(fā)，并結合“三孩”政策帶來的新問題，來把握“母親受國家保護”的規(guī)范內涵。
(一)“母親”概念的內涵解讀
從語義上看，“母親”一詞具有強烈的親緣色彩和身份屬性。女性和母親在概念上多有重合，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女性是性別意義上的概念，與男性相對而言。母親則更多是從生育意義上的界定，主要針對子女而言。從這個角度看，母親這種身份圍繞一種關系展開，即養(yǎng)育和照顧子女并且使其不斷成長和發(fā)展的關系。與“母親”相關聯(lián)的屬性還包括“血緣關系”“擬制血親”“家庭身份”和“與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在語言邏輯上，母親是女性的一個子集。在傳統(tǒng)的認知中，擁有母親這一身份的女性需要擔負更多在生育和撫養(yǎng)子女等方面的責任，這就導致女性會因為這一角色在自我發(fā)展和價值實現(xiàn)上面臨更多現(xiàn)實阻礙，在諸如職業(yè)自由、健康權等權利的實現(xiàn)上也面臨更多限制。
在憲法規(guī)范的表述中，“母親”的外延范圍較廣，應該涵蓋孕婦、喪失子女的母親、生母、養(yǎng)母、繼母等主體。以我國憲法為例，其一，《憲法》第49條第1款規(guī)定：“婚姻、家庭、母親、兒童受國家保護。”在該表述中，“母親”與“婚姻”“家庭”“兒童”處于并列狀態(tài)。“母親”的外延界限不受同位置其他成分的束縛，其身份也并不以前述的婚姻關系作為基礎，非婚生育的母親權利同樣受到法律保護。其二，憲法概念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法律的規(guī)定對于界定憲法中的概念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例如，在立法規(guī)定中，“母親”的內涵包含“法律擬制的撫養(yǎng)關系而生成的特殊家庭身份”。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111條規(guī)定：“自收養(yǎng)關系成立之日起，養(yǎng)父母與養(yǎng)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本法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guī)定。”因此，憲法中“母親”應該包含養(yǎng)母、繼母等主體。其三，現(xiàn)代法律意義上的“母親”概念是社會變遷與法律語言綜合發(fā)展的結果。法律語詞除了記載人類社會已經存在的身體主體及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外，它本身還需要同社會發(fā)展產生一種互動聯(lián)系。“母親”作為法律基本用語，其概念同樣受到社會變遷和領域語言發(fā)展的影響。“母親”概念的演變經歷了“直系血緣關系”向“直系血緣關系和擬制血親關系”的發(fā)展。由此，憲法規(guī)范中的“母親”，不僅保留了日常生活用語的涵義，還因為在法律體系中的存在和運用而具有了獨特的內涵。綜上，母親是基于自然的血緣關系或法律擬制的撫養(yǎng)關系而形成的特殊身份主體。這一內涵將自然血緣關系中的母親和擬制血親關系中的母親共同包括起來，并建構起一個以“母親-子女關系”為中心的保障制度。
(二)男女平等原則下的體系性解讀
對“母親受國家保護”的內涵解讀，還需要將其置于我國《憲法》第48條男女平等原則的整體框架中，將該原則的內在要求融入其中，進而維護憲法規(guī)范體系的連續(xù)性、一致性和融貫性。憲法對男女平等的要求絕非僅停留在形式層面上，而應從實質平等的角度予以解讀，尊重和維護兩性平等的尊嚴和權利，正視男女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并反思多年來對其社會角色和分工的刻板印象，讓男女特別是女性都能擁有自主自愿的個性選擇和平等的機會，進而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各自的優(yōu)勢和潛力，讓二者在人格、機會和基本權利實質平等的基礎上各盡其能。一方面，要尊重人的主體性和人格尊嚴，保障每一個人能自由選擇和決定自己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人格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礎和邏輯起點。每一位社會成員，無論男女，只要具有同樣潛能就應擁有同樣的發(fā)展機會和起點，并自由選擇和決定自己的行為與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承認男女之間客觀存在的性別差異，對女性實行特殊照顧和公平補償。這種性別差異絕不是歧視女性的理由，而是對女性權利予以特殊保護的根據(jù)所在。例如，女性基于其生理特征而承擔了更多社會人口再生產的義務，應該充分肯定生育的社會價值，根據(jù)其需要以具體形式的補償和責任分擔作為補充，尋求實現(xiàn)男女平等的現(xiàn)實道路與合理平衡。
第一，女性并不因為母親角色的承擔而喪失其主體性和人格尊嚴?，F(xiàn)代社會強調人的主體性，其目的在于實現(xiàn)每一個體的自身價值和全面發(fā)展。女性與男性一樣擁有平等發(fā)展的機會和從事各種職業(yè)、扮演各種社會角色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新生命誕生于母腹，撫養(yǎng)就被自然而然界定為女性的本能，成為母親形象的重要特征，導致母親成為對所有女性的社會性別期待。公眾也基于傳統(tǒng)性別分工把生育和撫養(yǎng)孩子完全與女性等同起來，形成了“生育就是女性的事”這一刻板印象。生育和撫養(yǎng)勞動被認為是一種從屬性的能力低下的工作，進而導致女性淪為家庭的從屬者。這無疑使母親成為女性的角色負擔和身份枷鎖。任何固定不變或者強制性的角色模式都將限制女性權利的實現(xiàn)，使其喪失獨立的人格主體性，抑制女性的自由與發(fā)展。
第二，女性的生育和撫養(yǎng)勞動具有深刻的社會價值，其公共性不容忽視。人口再生產活動對于人類延續(xù)和社會福祉具有重大意義。生育和撫養(yǎng)勞動不僅是對孩子和家庭的投資，更是為社會發(fā)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因為社會將從這些未來的國家棟梁、潛在的雇員和納稅人中受益。也正因如此，我國會將對母親的保護提升至根本法的高度予以規(guī)定。在現(xiàn)實中，女性是生育的主體，還是育兒和照顧責任的主要承擔者，承擔了巨大的身體健康成本和自我發(fā)展的機會成本，為家庭和全社會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甚至是犧牲。但她們的付出被認為是理所應當，并且僅限于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無法兌換成貨幣價值，陷入“收入陷阱”、職業(yè)發(fā)展“天花板”等“母職懲罰”中。生育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家庭的私事，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但是，“人類再生產與物質生產一道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社會生產過程”。生育是社會事務，是社會行為，事關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充分承認生育和撫養(yǎng)行為的社會價值，形成國家、社會、家庭等多方協(xié)同的體系。女性的權益保障也必須被納入國家法律和政策的公共框架之中，進而實現(xiàn)男女平等在公私領域的同步發(fā)展。
第三，當代“全能母親”的困境亟待回應和解決。當代社會，女性逐步走出家庭參與公共生活。她們的個人能力和價值在家庭和社會得到雙重體現(xiàn)的同時，也在家庭和職場之間陷入兩難困境。莎妮•奧加德教授(Shani Orgad)曾在《回歸家庭：家庭、事業(yè)和難以實現(xiàn)的平等》一書中，勾勒出母親形象演變的歷史脈絡：20世紀50、60年代，社會的結構性力量將婦女推入廚房，使她們放棄自己的事業(yè)和夢想，成為“俘虜式妻子”；20世紀80、90年代，發(fā)達國家將“工作與生活相平衡”作為政策話語的重心，要求婦女將追求事業(yè)成功和照顧家庭相結合，“超級媽媽”即事業(yè)型的母親風格邁入公眾視野；到了世紀之交，在自信文化和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話語中，女性看似“擁有選擇一切”的個人選擇自由，但工作和家庭的激烈沖突以及女性在其中的努力和掙扎卻被隱沒了。國家一方面強調女性在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根據(jù)性別差異論將子女照護的責任劃給母親。這種“全能母親”的形象符合國家發(fā)展的需求，但卻掩蓋了女性在雙重負擔下的困難掙扎。從擺脫家庭到發(fā)揮“半邊天”的作用，從“全職媽媽”到“職場母親”的演變軌跡，女性都沒有擺脫照顧家庭的“后顧之憂”，所要承擔的照料撫育任務并未減少，變成需要兼顧家庭和職場的“全能媽媽”，而母親的身心感受及其權益保障所面臨的困境卻被忽視。因此，在“三孩”政策之下，男女平等的現(xiàn)實需求是采取積極的手段和方式平衡女性勞動者在家庭與職場之間的緊張關系，關注母親在“工作-家庭”沖突困境中的身心健康，并獲得有尊嚴的生活，鼓勵男女兩性共同承擔撫育責任，實現(xiàn)在家庭領域權利與義務分配的男女平等。
三、“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的權利體系和特點
對于特定主體權利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一單項權利類型，而是著眼于該主體應享有的一系列權利的集合。女性權利具有綜合性，既包括女性的一般權利，也包括國家基于其母親身份給予的特別保護。因此，女性權利并非僅限定于法教義學上的某項具體權利，而是表征該主體基于其身份享有的多種權利所構成的權利束。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內容體系，代表著一系列不同類型的權利，既包含整體視野下的集體重疊共識，也包含對于個體的多元價值尊重。其綜合性以及體系性的面向相對于各項具體權利而言，所體現(xiàn)出的是在新時代背景下對于人權更加全面的認同和保護。
(一)女性權利的內容體系
就女性的權利而言，有學者從政治權利、健康權、文化教育權、勞動就業(yè)權、社會保障權、人身權、婚姻家庭權等角度進行概括。有學者認為，如果將對女性身體健康的關注分為平時保護、經期保護、孕期保護、產期保護、哺乳期保護和更年期保護等六個時段，那么對于生育這一直接使女性擁有母親身份的行為應該包括孕期保護、產期保護、哺乳期保護。還有學者認為法律給予母親的特別保護應該包括女性在法定期間內所享有的產假權以及不能出勤期間仍然享有請領工資、津貼、醫(yī)療給付、安全工作權(例如職位調整與夜間工作問題)以及平等工作權等保障面向。
結合上述既有研究成果和當下社會發(fā)展的新問題，“三孩”政策背景下應重點關注對女性生育權、健康權、工作權和家庭領域平等權的保障。主要考慮在于：其一，生育一般是女性成為母親的主要途徑和初始階段。生育包括懷孕分娩，也包括階段性的撫育。女性生育權保障是促進人口生育政策具體落實的基礎。其二，生育行為對女性的身心健康會造成極大影響甚至危害，因此對其身體健康權的關注理應成為重點。其三，女性勞動參與率不斷提高，但其生理特征以及照顧兒童、老人等家庭傳統(tǒng)分工使她們在就業(yè)市場上遭遇不利對待，比如懷孕求職被拒、拒絕女性請假、升職空間縮減甚至被解雇等“母職懲罰”現(xiàn)象大量存在。這些職場遭遇使得對女性工作權的關注和保障極具現(xiàn)實意義。其四，女性在家庭領域的平等權保障同樣值得關注。由于性別刻板印象的存在，女性尤其是即將或者已經成為母親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中斷工作或者辭職回歸家庭，承擔家務勞動和照顧子女的責任，但這些回歸家庭的女性所承擔的無酬家務照料勞動價值在現(xiàn)實生活中被嚴重低估。導致該問題的原因之一在于性別工作差距所帶來的機會成本差別，而這又加劇了性別不平等的惡性循環(huán)，即男性與女性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工資和機會影響了夫妻之間對于誰該回歸家庭承擔照料責任的決定，這又增加了男女之間的工作差距。“三孩”政策的推進，使得該矛盾在現(xiàn)實生活中更加突出。
1.生育權：是否成為母親的自主決定
生育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生育行為是女性擁有母親這一身份的重要路徑之一。女性主體意識反映在生育中，則主要涉及女性生育的自主性，是女性對于是否成為母親的決定權，包括女性可以自主決定生育與否、生育的時間以及生育的數(shù)量等。從宏觀來看，生育權保障是人口再生產的前提，影響國家的人口結構、人口質量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fā)展；從微觀來看，生育權的重要性更多體現(xiàn)在生育行為對個體帶來獨特生命觀的實現(xiàn)，以及伴隨其中的不利益。生育帶來血脈延續(xù)的精神利益，為人父母的重要方面是見證一個承載自己遺傳特征的生命體誕生、成長、發(fā)展，并在其生長過程中看到自己，這是父母身份中最有意義的內容之一。但是，生育在身體、物質和精神方面給女性帶來的麻煩、痛苦甚至是危險同樣不可忽視，從某種程度上說，生育是女性的“自我犧牲”。因此，生育權關系著個體的基本生存和發(fā)展，其背后是人的尊嚴與自治。
在“三孩”政策的推進中，女性生育權的行使受制于多種社會輿論、文化傳統(tǒng)和政策缺陷的影響。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男權文化和傳統(tǒng)的性別文化仍然在以各種方式產生影響，壓抑著女性的生育主體意識，表現(xiàn)為生育自由與國家政策、家庭內部成員生育決策間的博弈。中國女性在祖輩父輩“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思想，以及國家和社會鼓勵生育的輿論環(huán)境中往往被動接受母職角色安排。另一方面，即便具有生育意愿的女性，面對職場壓力和工作與生養(yǎng)的沖突，也會選擇性逃避。由于現(xiàn)實生活中母親往往承擔著比父親更多的撫育和照料責任，而國家各項鼓勵生育的政策要落地實施還需要一定時間和過程，這就導致生育權的實現(xiàn)在短期內面臨隱形限制和障礙。不能否認個人生育行為與國家人口政策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密切關聯(lián)，國家基于公共利益對生育進行適度調節(jié)也具有其正當性和現(xiàn)實必要性。是否生育和生育多少不再被僅僅認為是個人私事和人的本能需求，更是人的社會責任。只是這樣的社會責任不能被強制要求承擔。“生育決策是屬于家庭的天賦人權，生育的保護是家庭可以享受的法賦人權，也是國家和政府應該承擔的福利責任。”換言之，對于生育行為應該采取鼓勵性甚至獎勵性的措施，而非以強制多生和懲罰少生，避免生育政策重蹈工具理性和干預主義的覆轍。
2.健康權：對女性身心的一體關愛
現(xiàn)代法治和權利話語意義上的健康權出現(xiàn)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世界衛(wèi)生組織憲章》的序言和《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為標志。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于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僅為疾病或者羸弱之消除，而系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tài)。這說明健康與否不限于生理機能是否能正常運轉，還應該包括精神和心理層面的狀態(tài)，是個人客觀體質和主觀感受的結合，貫穿生命的整體發(fā)展過程。作為基本權利的健康權，其功能體系包含健康平等權、健康隱私權、與健康有關的程序參與權以及非歧視原則，其受益權功能指向疾病預防、治療和控制的權利，基本藥物的獲得，婦幼保健和生殖保健等基本醫(yī)療服務等。相應的國家義務則是要建立基本的健康保障制度，如提供健康保護系統(tǒng)和健康教育、開設公立醫(yī)院和建立醫(yī)療制度等內容。針對女性的健康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明確規(guī)定：“對母親，在產前和產后的合理期間，應給予特別保護。”《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消歧公約》)第12條要求各締約國應采取一切措施保證女性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保健服務，包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健服務，為女性提供有關懷孕、分娩和產后期間的適當服務，保證女性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yǎng)。國際人權公約對女性的生育健康，預防、治療和控制疾病、享受衛(wèi)生設施、貨物或者服務等方面給予了重點關注。
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對女性健康權的關注尤為必要。一是生育行為本身的危險性。生育健康關系到女性的一生，無論是懷孕還是生產行為本身，都存在給女性帶來身體疾病的可能性。尤其是曾經提倡“晚婚晚育”而如今又推行“三孩”政策，導致很多女性在生二胎或者三胎的時候已達35歲甚至以上的高齡。這個年齡通常被看作是多種不良妊娠后果出現(xiàn)概率大幅升高的分水嶺。高齡產婦將會面臨更多生育風險，如自發(fā)性流產、妊娠期高血壓、染色體畸變等。二是因為產后抑郁或者哺育嬰幼兒導致的心理問題。生育和撫育是一個長期的高負荷過程，包括孕育、分娩、撫育、教養(yǎng)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這一過程必然會給女性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母親的心理健康問題很大程度上來自情感溝通與交流不足，一旦這種交流缺失，就容易產生孤獨、寂寞甚至凄涼的感受。三是母親的健康狀況與嬰幼兒的健康密不可分。母親與嬰孩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和聯(lián)合權利主體。生育不僅是創(chuàng)造新生命，還要將新生命培育為健康的勞動力，才算完成人自身的生產。母親要在健康的身體條件和安全的環(huán)境中，才能更大概率孕育健康的嬰兒。因此，對于女性健康權的保障不僅需要提供一般的健康服務，還要考慮其因其生理和心理特征所產生的特殊需求。因此，應高度關注女性健康權，從個體關注、知識普及和指導、情緒疏通等方面多管齊下，形成全面的母嬰健康照護體系和服務網絡，為廣大女性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務。
3.工作權：突破職場的“隱形”歧視
多數(shù)人生存資源的獲得與生活質量的提升都與工作密不可分。工作給個人帶來經濟上的收益，是個人建立與他人關系網絡，融入社會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重要方式。聯(lián)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第18號一般性意見中指出：“工作權對于實現(xiàn)其他人權至關重要，并構成人的尊嚴的不可侵害、固有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有工作的權利，使其生活得有尊嚴。”工作權屬于社會經濟權利，體現(xiàn)出受益權的積極面向，需要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尊重和保護。工作權的內涵主要包括自主就業(yè)權、公平報酬權、勞動保護權和不受歧視權等四個方面。在工作權領域，女性所需要的糾偏保護主要涉及就業(yè)機會、職業(yè)發(fā)展、薪酬待遇平等、生育保護、為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提供支持、預防和制止職場暴力和性騷擾等方面的內容?！断绻s》第11條明確保護女性工作權，要求各締約國消除在就業(yè)方面對女性的歧視，保證女性享有相同的就業(yè)機會，享受自由選擇職業(yè)、晉升、福利、接受培訓的權利，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禁止基于婚姻狀況、懷孕和生育的歧視。國際勞工組織(ILO)1990年的《夜間工作公約》(第171號)規(guī)定了保護孕婦免于夜間工作的問題，女性在生育前后的16周或者醫(yī)療診斷書要求的必要時間內，轉為日間工作。2000年的《保護生育公約》(第183號)對生育保護問題做了規(guī)定，例如產假期間的現(xiàn)金和醫(yī)藥津貼等內容。上述規(guī)定對于保護女性免于過重勞動和實現(xiàn)男女在實質意義上的平等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平等理念逐漸普及和法律規(guī)定明文禁止，顯性的就業(yè)歧視在勞動力市場中已不多見，代之以隱性的形式存在。在當前的就業(yè)市場中，女性在求職和后續(xù)的職業(yè)發(fā)展中本就處于弱勢地位，已然未能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三孩”政策可能會使上述狀況“雪上加霜”，讓女性勞動者的工作權保障面臨更大挑戰(zhàn)，主要表現(xiàn)在入職和晉升等方面。其一，對入職的影響。雇主基于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多數(shù)女性的精力會被生育和養(yǎng)育孩子等家庭瑣事所牽扯。因此，“女性的整體競爭力弱，易被排擠到低層次、低職位、低報酬的工作中去”。一些單位不愿意接收女性，通過有關針對女性的限制性條件，提高女性的入職門檻，進而造成拒絕女性入職的實際效果。其二，對晉升的影響。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也是其職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女性可能因為生育而錯過職業(yè)升遷的機會，也可能因為追求職業(yè)發(fā)展而失去再生育的可能。多地的生育政策強化了對女性的生育保護，要求用人單位不得因懷孕而解雇、降薪、降職，并延長了產假、生育假等，但延長的假期卻給用人單位帶來高額的用工成本和潛在壓力，導致用人單位面對同等競爭條件的男性和女性時，會將晉升的天平向男性傾斜。此外，職位的升遷還關系到收入水平的提高、政治地位的獲得與提升、退休之后各方面的保障等。當然，“三孩”政策給女性就業(yè)帶來的負面影響、潛在的影響機制和影響路徑還需進一步明確，但嚴峻的就業(yè)形勢加上越來越嚴重的就業(yè)歧視，確實給女性就業(yè)帶來現(xiàn)實壓力。這些壓力如果得不到社會的分擔，沒有配套法律和政策支持使之釋放，必然使女性的工作權保障面臨更大挑戰(zhàn)。需要從整體上協(xié)調個人、家庭、用人單位和國家的利益，依法保護女性的平等就業(yè)權，又不過多增加用人單位的成本和負擔，進而實現(xiàn)二者之間的利益平衡。
4.家庭領域的平等權：家務勞動與育兒責任的平等分擔
我國《憲法》第48條第1款明確列舉了女性權利保護的幾種類型，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教育權利、社會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權，并且專門強調了在家庭環(huán)境中也要堅持男女平等。中國古代家族中，由于父權思想和社會性別體制影響，丈夫集夫權、父權和家長權于一身，夫為尊長，妻為卑下，使得父親的家庭地位遠遠高于母親，男性擁有對家庭事務的絕對控制權和崇高的家庭地位?，F(xiàn)代男女平等的觀念體現(xiàn)在家庭領域，要求夫妻享有同等的權利，承擔相同的義務，互愛互敬、和睦團結。父親和母親對子女平等地履行教育撫養(yǎng)義務，成年子女在履行贍養(yǎng)扶助義務時也需要平等對待其父親和母親。女性是作為獨立的權利主體而非男性的身份依附才獲得相應的地位和待遇?！断绻s》第5條要求各締約國要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消除基于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保證教養(yǎng)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第16條要求各締約國消除在家庭關系上對女性的歧視，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父母具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換言之，需要破除“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tǒng)分工，平等分配家庭照料責任，消除女性作為天然撫育者和照料者的固有形象，避免女性成為男性決策的執(zhí)行者或者被動的接受者。
基于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家庭分工模式，現(xiàn)實中的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三孩”政策會進一步加劇這種現(xiàn)象，迫使更多女性回歸家庭，強化家庭內部等級化的性別分工。一方面，在家庭照料和子女撫育的實踐中，男性角色嚴重缺失。父權制通過一整套話語體系讓兩性的分工結構固化，通過規(guī)范母職給女性設置了重重標準。另一方面，女性從事的家務勞動往往被認為對社會的貢獻小于男性，因而得到更少的經濟回報。這樣的認知導致母親對家庭經濟收入的貢獻被低估，影響其在家庭中的話語權，在離婚、財產分配方面處于弱勢。在家務勞動尚未實現(xiàn)社會化的現(xiàn)實基礎上，實現(xiàn)“雙親育兒”，改變男性在照料領域的沉默狀態(tài)，肯定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保障女性享有真正平等的家庭事務決定權和管理權，具有迫切的現(xiàn)實必要性。特別是鼓勵生育三孩的背景下，減少家務勞動對女性發(fā)展的束縛，為女性在社會領域和家庭領域發(fā)揮作用提供保障，需要更精細化的制度設計。這意味著要通過制定家庭友好型的照料政策，來平衡有酬工作和家庭照顧責任的兩難困境，推動家庭發(fā)展的能力建設，也需要突破傳統(tǒng)的刻板性別定型，塑造多元化的社會性別文化，釋放僅女性獨自承擔家庭照料的壓力。
(二)女性權利的多重特點
1.女性所享有的權利具有復合性
學者有言，現(xiàn)代憲法規(guī)定了兩種人的形象，首先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其次是“處于弱勢而需要幫助的人”。前者作為底色和背景，強調自由人權，與近代憲法的精神一脈相承；后者被賦予新的醒目的地位，強調社會福利，是現(xiàn)代福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在憲法文本中的體現(xiàn)，二者共同構成了現(xiàn)代憲法文本中復合型的人的形象。女性的身份是雙重的，除了具備作為與男性同質的“人”應有的權利賦予，還需要有與男性異質的“女性”自我發(fā)展的特殊保障。女性首先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享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和憲法中所規(guī)定的公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即便是承擔了母職責任的女性，也享有與男性同樣的權利。同時，由于女性在生理條件上的特殊性，以及承擔的生育任務，其特殊利益應該得到照顧，進而需要得到國家的特別保護?；诙嘀刂黧w身份的復合，女性的權利體系呈現(xiàn)出多種權利結構的復合形態(tài)。
2.女性所享有的權利具有身份性
一般而言，作為現(xiàn)代法律規(guī)范意義上的身份權，是指民事主體基于特定的身份關系產生并由其專屬享有、以其所體現(xiàn)的身份利益為客體，為維護該種關系所必需的權利。換言之，是某一主體基于婚姻、出生、血緣、法律擬制等形成家族親屬關系中的特定身份而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權利。因此，不是權利構成身份，而是身份附著權利?，F(xiàn)代法治理念中的身份權，以人格平等以及人的自由和尊嚴確立為前提。人的解放來自于身份的解放，對人的保護源于對其人格的保護。梅因提出的“從身份到契約”的公式，其發(fā)展脈絡是從不平等身份到平等身份的確立，從“身份”決定“人格”，到現(xiàn)代社會“人格”與“身份”并存。人身支配關系已經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獨立的身份倫理。要以尊重主體個人的獨立人格為原則，破除身份關系對人身的支配，用現(xiàn)代平等、人格獨立、相互尊重的家庭倫理代替過去的尊卑等級倫理，尤其關注家庭關系中特定成員的權益。保護家庭特定成員的目標指向也是促進家人的互助相扶、家庭的和諧穩(wěn)定。法律體系中身份權的意義在于通過不同的法律關系來確認權利，規(guī)范主體的行為、協(xié)調主體的立意，進而實現(xiàn)社會關系中各種利益的均衡，形成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母親這一身份包括了該主體在一定場域中的法律關系地位，以及相應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女性首先是獨立個體的人，享有獨立的人格權，同時也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基于身份所形成的相關合法權益。身份不是封閉、固化的地位標志，而是一種流動、開放的自主選擇?，F(xiàn)代法治尊重并保障女性自主選擇其身份，也從規(guī)范和保障的角度，對擁有該身份者賦予權利，并課以義務。
3.女性的權利體系具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
基本權利并非具有固定不變的內涵，而只是一種相對確定、可以通過社會溝通和商談改變的價值共識?；谌祟愓J知能力的有限性、現(xiàn)實生活的復雜性和多變性，權利的結構類型和具體內容也需要適應社會的變遷和發(fā)展，進而將規(guī)范的變動置于現(xiàn)實世界動態(tài)的溝通和變動之中。女性的各項權利形成了各有其獨立內涵、但又彼此關聯(lián)和意義交叉的規(guī)范體系，其價值基礎最終指向人的尊嚴的維護。隨著民眾婚姻家庭觀念的變化，生物科技發(fā)展對傳統(tǒng)生活方式帶來的沖擊，婚姻家庭領域的多元化成為普遍趨勢，也給母親權利保障帶來新的命題。例如：如何落實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保障，使其能夠獲得母親身份？在代孕已出現(xiàn)并漸普遍的情況下，出現(xiàn)了“基因母親”(卵子提供者)、“孕生母親”(子宮提供者)、“養(yǎng)育母親”(實際撫養(yǎng)者)各異的現(xiàn)象，如何界定這些主體的“母親”身份以及界分這些“母親”的權利？這些新現(xiàn)象對傳統(tǒng)的母親概念帶來沖擊，也必然會帶來女性權利的新類型，和既有權利類型在主體、客體和內容等方面的新樣態(tài)。因此，對母親概念的認知，對女性權利的界定都要適度保持其開放性，以保持該體系持續(xù)的生命力和回應社會變遷的能力。
四、“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權利保護的國家義務
對權利體系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其構成和內容證成，還應該按照權利類型或者性質進行相應的保障機制建構。在傳統(tǒng)社會，女性對自身健康負責，或者發(fā)揮家庭的功能，依靠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互助實現(xiàn)個體的健康維護和自身發(fā)展。只有當女性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身體健康受到來自其他家庭成員或外部成員的威脅或損害，國家法律才會介入和救濟。換言之，“國家只是在消極地在最低道德標準的范圍內為私人提供給最后的救濟手段”。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和工業(yè)化的展開，各國開始以政府給付的形式給家庭提供醫(yī)療服務，直接針對生育行為發(fā)放現(xiàn)金津貼，采取提供社會化照料服務，對家庭施以特別關照。“人權方法最重要的影響就是讓政府負責”。對于女性權利的保護，更重要的在于從國家義務和責任的角度分析其權利實現(xiàn)的方式和具體路徑。國家有義務最大化實現(xiàn)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的保障，通過規(guī)范和整合公權力的各種作用方式，在各項工具的綜合運用和相互協(xié)調之下提升權利保護的實效性。“女性權利-國家義務”則是“基本權利-國家義務”體系在該主體權利保護領域的運用。
(一)充分尊重義務
基本權利最原始的核心功能即為防御權，即公民對抗國家不當干預其自由和權利的功能。防御權功能相對應的國家義務是“不作為義務”或者“消極義務”，要求國家最大限度尊重公民權利和自由，其角色主要是尊重私人生活的安寧，厘清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邊界，讓個人安然獨處并對個人事務作出自主選擇。其一，在生育方面，越來越多的女性主張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和更多的生育自主權。國家不得干預女性對生育的自主決定，對人口結構的調整應依靠正方向的政策引導和激勵措施，而非負方向的強制性措施，應為女性在育兒與就業(yè)之間創(chuàng)造更多“選擇自由”，尊重女性基于其家庭環(huán)境和現(xiàn)實狀況對子女開展教育活動的自主選擇權，允許母親根據(jù)具體情況自行處理其家庭內部的教育事宜。其二，在公共衛(wèi)生服務方面，國家不得對女性的身心健康狀況和需要采取歧視性的做法，剝奪或者限制女性得到預防、治療和減輕痛苦的衛(wèi)生服務的平等機會，不應限制女性獲得保持健康的途徑和參與衛(wèi)生健康領域的決策機會和資源。其三，在就業(yè)方面，國家不得因為懷孕、生育、喂養(yǎng)、履行家長責任等行為而對女性的職業(yè)選擇和職業(yè)實現(xiàn)采取歧視性措施，或限制她們充分參與社會活動或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其四，在家庭領域，不得忽視或低估女性承擔的家庭勞動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不得從法律角度格式化處理男女兩性分工模式，進而放任家庭內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而實行不平等分工和義務分配，限制女性爭取時間和發(fā)展必需技能以參與更廣泛的公共決策。
(二)積極促進義務
為全面保障女性權利的實現(xiàn)，國家應采取包括物質性給付、制度性保障、組織設立和運行等在內的系列措施。其一，物質性給付。國家支持的直觀衡量標準即是否有相應政策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女性的生產性工作為國民經濟總產出做的貢獻，正如她們?yōu)樽优峁┑恼樟蠟閲业娜丝谠偕a做出的貢獻一樣。直接的經濟支持可以補償母親因照顧子女而造成的直接收入損失，并通過待遇機制的設計使有工作的母親獲得更高的收入，增加對女性就業(yè)的激勵。其二，制度性保障。任何權利的實現(xiàn)都有賴于相關的制度。立法機關需要通過制定法律來建構和完善制度，明確女性各項權利的具體內涵，進而保障權利的具體落實，例如婚姻制度、生育保險制度、家庭護理假制度等。這些制度共同構成女性權利實現(xiàn)的前提性因素。其三，組織保障。基本權利需要在一定的組織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實現(xiàn)。在基本的“權利-義務”關系結構之外，完善組織系統(tǒng)，包括設立有助于保障女性權利的政府部門和公共衛(wèi)生機構，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以及專業(yè)人員，強化機構之間的職能協(xié)同，為國家義務的落實提供擔保性和輔助性制度。
(三)狹義保護義務
從廣義上理解國家對于公民權利的保護義務，指國家的所有義務，包括前述的制度性保障、組織與程序保障以及其他排除妨礙的義務。狹義的保護義務主要指公民免受來自第三方侵害的義務。換言之，當公民權利遭到其他私人主體侵害時，國家有義務采取積極有效的保護措施。保護義務的履行需要國家站在女性的立場上，采取妥當措施保護其各項權利免遭侵害。扶老攜幼曾是家庭的任務，依靠的是家庭的自助功能和家庭成員之間的代際互惠。但是在當代家庭日益核心化，傳統(tǒng)功能減退的情況下，社會和國家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當女性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平等就業(yè)權等受到其他家庭成員或者外部人員的侵害時，國家需要介入，為其提供保護使之免受來自第三人的侵害，并對侵害行為予以阻止或制裁，為處境困難的女性提供相應的救助等，進而保護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權利以及和諧穩(wěn)定家庭關系。值得關注的是女性因為婚育行為而遭受就業(yè)性別歧視的個案救濟。應完善該類案件中的司法審查基準，強化司法對于女性平等就業(yè)權的救濟功能，暢通遭受就業(yè)歧視時的維權渠道，實現(xiàn)對女性勞動者的傾斜保護。
五、統(tǒng)籌“三孩”政策實施和女性權利保護的建議
“三孩”政策的頂層設計是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人口狀況，實現(xiàn)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三孩”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的設計是否關注了社會性別平等和女性的現(xiàn)實需求，不僅與女性權益和發(fā)展緊密相關，也關系著該政策目標能否順利實現(xiàn)。在這一背景下，應繼續(xù)針對女性權利保障的現(xiàn)實困境，以更理性、科學的態(tài)度完善制度設計并確保其落地實施。
(一)觀念的更新：社會性別平等理念的嵌入
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相對應，是由社會和文化建構的、分別屬于男性和女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模式，進而形成男女在社會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這種社會意義上的身份可能導致男性與女性形成等級關系，使男性在權力分配中處于有利地位，使女性處于其從屬地位。社會性別平等理念強調將社會性別意識貫穿于整個社會政策的制定、執(zhí)行和評估全過程，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中，考察男性和女性面對的不同社會現(xiàn)實、經濟背景和生活期望等，具體分析相關規(guī)定會給男性和女性帶來何種不同的影響，尤其是對女性的負面影響；要確保女性能從發(fā)展中直接受益，進而消除所有影響女性權益的障礙和所有針對女性的歧視。根據(jù)這一理念，女性不僅要在婚姻、家庭、就業(yè)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享有同樣的權利，還要在分配和界定上述權利過程中，以及在以法律為核心的整個現(xiàn)代法治結構中，都必須嵌入女性視角和思維方式，使女性的個性與發(fā)展得到充分尊重，對于女性的特殊需求給予現(xiàn)實關照。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相關保障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會性別盲視，對女性在生育中的特殊性別利益關注度不夠。例如：高齡產婦的健康問題、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三孩之后的就業(yè)性別歧視問題等。因此，在男性主導的立法環(huán)節(jié)中，要更新決策者的立法理念，提升其對于法律和政策的性別分析能力，審視、反思和改善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中的不足；還應從社會性別平等視角促進法律的實施，增強政策運用的社會性別敏感，評估法律政策是否直接或者間接地對女性產生不同的影響，并據(jù)此作出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從而避免、減少直至消除實際上對女性的不利對待。
(二)法律制度的完善：重點制度的頂層設計
“三孩”政策的實現(xiàn)涉及醫(yī)療、教育、就業(yè)和社會保障等諸多領域，對國家法律的制定和政策的設計提出了更高更具體更科學的要求，才能為兼顧鼓勵生育和保障女性權利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保障。其一，完善婦幼保健服務體系并增加服務供給，強化對女性生育權和健康權保障。從育齡女性的現(xiàn)實需求出發(fā)，做好孕前、產前保健工作，提供系統(tǒng)而完整的婦幼保健服務，著力構建婦幼保健機構防治結合的運行新機制，創(chuàng)建危重癥孕產婦和新生兒應急搶救的安全生產救助體系，提升三孩生育的健康指數(shù)。其二，完善反就業(yè)歧視立法，界定就業(yè)性別平等的具體內容，保障女性的工作權。在立法中明確規(guī)定禁止基于婚育的就業(yè)性別歧視，從就業(yè)歧視的定義、類型、構成要件、舉證責任、單位責任和受害人救濟方式等方面予以明確，并設置專門的組織機構負責女性平等就業(yè)的促進工作和反就業(yè)歧視的監(jiān)督工作。其三，采用靈活的制度安排，鼓勵男性參與育兒照料并分擔家庭照料責任，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話語權。從法律層面對家庭生育和護理假期進行體系性構建，使父母同休產假和育兒假，區(qū)分不同適用主體并細化假期類別，形成科學且可執(zhí)行的家庭友好型假期制度，改變傳統(tǒng)的角色分工，解決實際生活中存在的母親單方面“喪偶式育兒”現(xiàn)象，以實現(xiàn)養(yǎng)育責任的男女均攤。
(三)法規(guī)政策的落地：相關機制的強化實施
再完美的制度設計都有賴于相關主體的實施行為，使紙面上的規(guī)定轉變?yōu)楝F(xiàn)實生活中的具體行為活動，以實現(xiàn)法律和政策對社會生活的調節(jié)。我國《憲法》《民法典》《婦女權益保障法》《母嬰保健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均有專門針對女性權利的相關規(guī)定，共同構成女性權利保障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但是，法規(guī)政策中的權利規(guī)定并不等于現(xiàn)實中權利的實現(xiàn)狀況，法律規(guī)定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還存在巨大反差，公共政策實施過程還存在社會性別盲點。有鑒于此，行政機關需要根據(jù)法律制定實施細則，強化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的合作，形成縱向貫通、橫向聯(lián)動、協(xié)同配合的工作體系，積極探索性別預算制度，完善女性工作經費保障機制，落實行政給付責任。行政機關還需要針對不同女性群體，以及某些突出問題采取具體措施和專門行動，有效促進女性最直接最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司法保障是促進女性權利實現(xiàn)的末端機制。在司法化解社會矛盾權威性增強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性別平等問題會進入司法程序，要建立精密可行的審查基準，獲得兼具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裁判結果，充分發(fā)揮個案在消除就業(yè)性別歧視中的權利救濟、定分止爭和政策導向等功能。此外，還需要在全社會加強先進性別文化的建設和宣傳。雖然我國社會的整體性別平等意識不斷提高，但針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仍未消失，貶損女性形象、固化女性傳統(tǒng)家庭角色等現(xiàn)象依然存在。因此，破除有礙女性發(fā)展的落后觀念和陳規(guī)舊俗，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也是促進相關法律實施和政策落地的必要措施。
(四)重點群體的關注：強化對農村地區(qū)母親、單身母親等群體的特別關照
受長期以來城鄉(xiāng)分割二元體制和社會性別觀念的影響，女性權益保護中存在城鄉(xiāng)不平等、體制內外不平等的情況。農村地區(qū)的女性因地域和性別的雙重劣勢，在其權益保障方面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例如：目前的產假規(guī)定，還主要屬于女職工勞動保護的一部分，很多“從事非典型形式隸屬工作的”女性不包括在內。相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法定產假在農村地區(qū)的覆蓋面不超過20%。農村地區(qū)的醫(yī)療條件和保障水平方面也存在缺失和不足，女性身體健康權保障薄弱，孕育和生育的風險更高。此外，隨著離婚率的上升，單身母親的數(shù)量也在增加。一般對于單身母親的界定主要包括因未婚生育、離婚或者寡居，在不再婚的情況下獨自哺育撫養(yǎng)子女的母親。在單身母親家庭中，子女還處于需要持續(xù)照顧和接受監(jiān)護與引導的階段，而非家庭經濟的即期貢獻者，單身母親才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和照顧者。相較于雙親家庭這種照料子女的主流形式，單親母親需要更多來自國家的幫助以補償時間和收入?yún)T乏的缺陷。因此，需要關注農村母親的實際困難，從提高農村地區(qū)醫(yī)療水平、全面普及生育保險、建立農村托幼、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推動農村地區(qū)性別分工實踐的平等化等方面加強對農村地區(qū)母親的關注和保障。針對單身母親家庭，應正確認識母親一職的社會貢獻和勞動力價值，可設立專項援助項目，提供救濟津貼，讓單身母親得以“維系一個適宜的家庭，養(yǎng)育子女”。當然，除了從單身母親被賦予的兒童照顧者角色出發(fā)，對她們照顧子女給予經濟支持之外，還應該關注她們的自我人生發(fā)展，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性別隔離和歧視，提升社會化照料服務，進而幫助單身母親在工作上施展才華和能力。
?。ㄠ囲o秋，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Abstract：Women’s rights are essential human right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and widely adopted by constitutions and laws of various countries.Under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the Three-child Policy，Chinese women are facing the dual pressure of a career and bringing up a family.Article 49 of China’s Constitution clearly stipulates that“the state shall protect the mother”.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rticle，fully respecting women’s subjectivity and equal rights and affirming the social value of childbearing and raising.Combined with the Three-child Policy，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should focus on reproductive rights，health rights，work rights and equal rights in the family field.Its rights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identity and future-oriented openness.The state should fully respect，actively promote and narrowly protect the realization of women’s rights.To coord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we need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improve the system of public child-care services，family nursing leave and equal employment，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and focus on women and single mothers in rural areas.
Keywords：Women’s Rights；Human Rights；Mother；Three-child Policy；National Obligation
(責任編輯 李忠夏)
關鍵詞：女性權利 人權 母親 “三孩”生育政策 國家義務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三孩”生育政策逐步推進。但該政策的實施使作為生育主體的育齡女性面臨嚴重的“工作-家庭”沖突。這一沖突的現(xiàn)實和預期的壓力會進一步強化女性對“母親”這一角色的焦慮甚至是畏懼，進而轉化為婚育阻力。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深層次緣由包括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經濟壓力和照料壓力，以及亟待改善的社會生育文化等。這些都導致女性缺乏生育子女的動力。因此，建構一套更具包容性、更符合時代特征、更能回應女性現(xiàn)實需求的法律制度和政策體系尤為必要，可為“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提供更全面的權利保障。
母親是國際人權文件所確認的一類人權主體，也是我國憲法和法律規(guī)范確認的權利主體。我國首次確認母親權利的憲法性文件是1941年11月通過的《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1949年以后，《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及后續(xù)的憲法都對母親的憲法地位進行了規(guī)定，并采取了一致的表述：“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關于憲法中“母親受國家保護”的規(guī)范內涵，我國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憲法原則說。該觀點主要見諸于20世紀80年代的憲法學文獻，認為該規(guī)定是保護和鞏固社會主義婚姻家庭制度必不可少的內容，是社會主義婚姻家庭關系的重要原則之一，是社會主義人道原則的充分體現(xiàn)。堅持這一原則，有利于實現(xiàn)男女平等，充分發(fā)揮社會主義家庭培養(yǎng)下一代的作用，有利于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發(fā)展團結和睦的婚姻家庭關系。第二，弱勢群體的社會權利說。該觀點認為“母親受國家的保護”是憲法直接規(guī)定的一項社會權。這一規(guī)定對國家，尤其是對立法者設定了保障母親享受有關權利的義務。國家應該針對婦女、母親等特定身份的弱者，實行傾斜保護，提供一定機會和物質幫助，給予他們特別的關懷與救助，補足其因為生理特征引起的劣勢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母親受國家保護”的憲法內涵，其學理價值不容否認，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其一，憲法原則說著眼于家庭的整體建設，忽視了母親作為“家庭中的人”的獨立個體角色，分析框架較為簡單而概括，也對該條款的規(guī)范內容缺乏實質性分析。若依循此路徑，會導致后續(xù)分析難以為作為特定“社會角色”或者“家庭角色”的女性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支持。例如：如何針對作為“母親”的職業(yè)女性進行更精準的政策設計？0-6歲學齡前兒童的母親和7-15歲兒童的母親相比，其所需要的配套支持和保護政策應存在什么區(qū)別？其二，以社會權來理解“母親受國家保護”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簡單化傾向，不利于體現(xiàn)其豐富的規(guī)范內涵。母親所享有的權利不僅包括從國家獲得幫助等積極權利的內容，還包括生育自主和教養(yǎng)撫育行為不受干涉等消極權利的內容。此外，根據(jù)傳統(tǒng)社會權理論，社會弱者或弱勢群體是社會權的最主要享有者，因為弱者僅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難以生存和發(fā)展，只能訴諸社會強者的幫助。而在現(xiàn)實中，強勢與弱勢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并沒有嚴格的界定標準，如何進行區(qū)分也存在較大的分歧。
人權的突出特點，在于它尤其關注和凸顯國家對于保障和實現(xiàn)人的尊嚴所負有的義務，這種尊嚴是基于人自身的地位產生的，而非針對某種社會身份或者特定的有才華和有能力的人。人人皆有“固有”尊嚴在國際人權憲章中表達出來，即每個人不因他/她是男人或者女人，不因其是某一群體的一員，也不因其是否取得過任何成就，僅僅是作為一個人而具有的尊嚴。實現(xiàn)男女平等、保障女性權利已經是人權保護的核心價值和行為準則。“母親受國家保護”關注的不僅僅是具有“母親”這一特定身份女性的生育、撫養(yǎng)行為，還有所有女性基于其固有的人的尊嚴所應當享有的權利內容。與之相應的，這一規(guī)定不能僅停留在宣言和原則層面，需要從法律角度明確其各項具體權利內容。本文基于基本人權的視角，從我國憲法文本中“母親受國家保護”的規(guī)范內涵出發(fā)，分析“三孩”政策背景下應重點關注的女性權利體系、實質內容、所面臨的現(xiàn)實挑戰(zhàn)，以及相對應的國家義務，以期為完善我國法律體系和提升相關措施的實效性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二、“母親受國家保護”的憲法內涵
一般意義上，提及母親，人們往往會將其與女性、家庭、子女等直接聯(lián)系起來。這些確實構成我們從法規(guī)范意義上來界定母親概念的必要因素，而對于女性權利的認知和建構也與上述內容所共同勾勒出的母親形象密切相關。而現(xiàn)實中，母親往往成為對所有女性的社會性別期待，女性也往往被動接受母職角色安排。應先對憲法文本中的“母親”概念進行分析，并從男女平等的憲法原則出發(fā)，并結合“三孩”政策帶來的新問題，來把握“母親受國家保護”的規(guī)范內涵。
(一)“母親”概念的內涵解讀
從語義上看，“母親”一詞具有強烈的親緣色彩和身份屬性。女性和母親在概念上多有重合，具有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女性是性別意義上的概念，與男性相對而言。母親則更多是從生育意義上的界定，主要針對子女而言。從這個角度看，母親這種身份圍繞一種關系展開，即養(yǎng)育和照顧子女并且使其不斷成長和發(fā)展的關系。與“母親”相關聯(lián)的屬性還包括“血緣關系”“擬制血親”“家庭身份”和“與子女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在語言邏輯上，母親是女性的一個子集。在傳統(tǒng)的認知中，擁有母親這一身份的女性需要擔負更多在生育和撫養(yǎng)子女等方面的責任，這就導致女性會因為這一角色在自我發(fā)展和價值實現(xiàn)上面臨更多現(xiàn)實阻礙，在諸如職業(yè)自由、健康權等權利的實現(xiàn)上也面臨更多限制。
在憲法規(guī)范的表述中，“母親”的外延范圍較廣，應該涵蓋孕婦、喪失子女的母親、生母、養(yǎng)母、繼母等主體。以我國憲法為例，其一，《憲法》第49條第1款規(guī)定：“婚姻、家庭、母親、兒童受國家保護。”在該表述中，“母親”與“婚姻”“家庭”“兒童”處于并列狀態(tài)。“母親”的外延界限不受同位置其他成分的束縛，其身份也并不以前述的婚姻關系作為基礎，非婚生育的母親權利同樣受到法律保護。其二，憲法概念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法律的規(guī)定對于界定憲法中的概念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例如，在立法規(guī)定中，“母親”的內涵包含“法律擬制的撫養(yǎng)關系而生成的特殊家庭身份”。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111條規(guī)定：“自收養(yǎng)關系成立之日起，養(yǎng)父母與養(yǎng)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本法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guī)定。”因此，憲法中“母親”應該包含養(yǎng)母、繼母等主體。其三，現(xiàn)代法律意義上的“母親”概念是社會變遷與法律語言綜合發(fā)展的結果。法律語詞除了記載人類社會已經存在的身體主體及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外，它本身還需要同社會發(fā)展產生一種互動聯(lián)系。“母親”作為法律基本用語，其概念同樣受到社會變遷和領域語言發(fā)展的影響。“母親”概念的演變經歷了“直系血緣關系”向“直系血緣關系和擬制血親關系”的發(fā)展。由此，憲法規(guī)范中的“母親”，不僅保留了日常生活用語的涵義，還因為在法律體系中的存在和運用而具有了獨特的內涵。綜上，母親是基于自然的血緣關系或法律擬制的撫養(yǎng)關系而形成的特殊身份主體。這一內涵將自然血緣關系中的母親和擬制血親關系中的母親共同包括起來，并建構起一個以“母親-子女關系”為中心的保障制度。
(二)男女平等原則下的體系性解讀
對“母親受國家保護”的內涵解讀，還需要將其置于我國《憲法》第48條男女平等原則的整體框架中，將該原則的內在要求融入其中，進而維護憲法規(guī)范體系的連續(xù)性、一致性和融貫性。憲法對男女平等的要求絕非僅停留在形式層面上，而應從實質平等的角度予以解讀，尊重和維護兩性平等的尊嚴和權利，正視男女之間的實質性差異，并反思多年來對其社會角色和分工的刻板印象，讓男女特別是女性都能擁有自主自愿的個性選擇和平等的機會，進而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其各自的優(yōu)勢和潛力，讓二者在人格、機會和基本權利實質平等的基礎上各盡其能。一方面，要尊重人的主體性和人格尊嚴，保障每一個人能自由選擇和決定自己的行為和生活方式。人格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礎和邏輯起點。每一位社會成員，無論男女，只要具有同樣潛能就應擁有同樣的發(fā)展機會和起點，并自由選擇和決定自己的行為與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承認男女之間客觀存在的性別差異，對女性實行特殊照顧和公平補償。這種性別差異絕不是歧視女性的理由，而是對女性權利予以特殊保護的根據(jù)所在。例如，女性基于其生理特征而承擔了更多社會人口再生產的義務，應該充分肯定生育的社會價值，根據(jù)其需要以具體形式的補償和責任分擔作為補充，尋求實現(xiàn)男女平等的現(xiàn)實道路與合理平衡。
第一，女性并不因為母親角色的承擔而喪失其主體性和人格尊嚴?，F(xiàn)代社會強調人的主體性，其目的在于實現(xiàn)每一個體的自身價值和全面發(fā)展。女性與男性一樣擁有平等發(fā)展的機會和從事各種職業(yè)、扮演各種社會角色的可能性。某種程度上，新生命誕生于母腹，撫養(yǎng)就被自然而然界定為女性的本能，成為母親形象的重要特征，導致母親成為對所有女性的社會性別期待。公眾也基于傳統(tǒng)性別分工把生育和撫養(yǎng)孩子完全與女性等同起來，形成了“生育就是女性的事”這一刻板印象。生育和撫養(yǎng)勞動被認為是一種從屬性的能力低下的工作，進而導致女性淪為家庭的從屬者。這無疑使母親成為女性的角色負擔和身份枷鎖。任何固定不變或者強制性的角色模式都將限制女性權利的實現(xiàn)，使其喪失獨立的人格主體性，抑制女性的自由與發(fā)展。
第二，女性的生育和撫養(yǎng)勞動具有深刻的社會價值，其公共性不容忽視。人口再生產活動對于人類延續(xù)和社會福祉具有重大意義。生育和撫養(yǎng)勞動不僅是對孩子和家庭的投資，更是為社會發(fā)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動力，因為社會將從這些未來的國家棟梁、潛在的雇員和納稅人中受益。也正因如此，我國會將對母親的保護提升至根本法的高度予以規(guī)定。在現(xiàn)實中，女性是生育的主體，還是育兒和照顧責任的主要承擔者，承擔了巨大的身體健康成本和自我發(fā)展的機會成本，為家庭和全社會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甚至是犧牲。但她們的付出被認為是理所應當，并且僅限于家庭這一私人領域，無法兌換成貨幣價值，陷入“收入陷阱”、職業(yè)發(fā)展“天花板”等“母職懲罰”中。生育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家庭的私事，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但是，“人類再生產與物質生產一道共同構成了完整的社會生產過程”。生育是社會事務，是社會行為，事關人口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需要充分承認生育和撫養(yǎng)行為的社會價值，形成國家、社會、家庭等多方協(xié)同的體系。女性的權益保障也必須被納入國家法律和政策的公共框架之中，進而實現(xiàn)男女平等在公私領域的同步發(fā)展。
第三，當代“全能母親”的困境亟待回應和解決。當代社會，女性逐步走出家庭參與公共生活。她們的個人能力和價值在家庭和社會得到雙重體現(xiàn)的同時，也在家庭和職場之間陷入兩難困境。莎妮•奧加德教授(Shani Orgad)曾在《回歸家庭：家庭、事業(yè)和難以實現(xiàn)的平等》一書中，勾勒出母親形象演變的歷史脈絡：20世紀50、60年代，社會的結構性力量將婦女推入廚房，使她們放棄自己的事業(yè)和夢想，成為“俘虜式妻子”；20世紀80、90年代，發(fā)達國家將“工作與生活相平衡”作為政策話語的重心，要求婦女將追求事業(yè)成功和照顧家庭相結合，“超級媽媽”即事業(yè)型的母親風格邁入公眾視野；到了世紀之交，在自信文化和新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話語中，女性看似“擁有選擇一切”的個人選擇自由，但工作和家庭的激烈沖突以及女性在其中的努力和掙扎卻被隱沒了。國家一方面強調女性在經濟發(fā)展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根據(jù)性別差異論將子女照護的責任劃給母親。這種“全能母親”的形象符合國家發(fā)展的需求，但卻掩蓋了女性在雙重負擔下的困難掙扎。從擺脫家庭到發(fā)揮“半邊天”的作用，從“全職媽媽”到“職場母親”的演變軌跡，女性都沒有擺脫照顧家庭的“后顧之憂”，所要承擔的照料撫育任務并未減少，變成需要兼顧家庭和職場的“全能媽媽”，而母親的身心感受及其權益保障所面臨的困境卻被忽視。因此，在“三孩”政策之下，男女平等的現(xiàn)實需求是采取積極的手段和方式平衡女性勞動者在家庭與職場之間的緊張關系，關注母親在“工作-家庭”沖突困境中的身心健康，并獲得有尊嚴的生活，鼓勵男女兩性共同承擔撫育責任，實現(xiàn)在家庭領域權利與義務分配的男女平等。
三、“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的權利體系和特點
對于特定主體權利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某一單項權利類型，而是著眼于該主體應享有的一系列權利的集合。女性權利具有綜合性，既包括女性的一般權利，也包括國家基于其母親身份給予的特別保護。因此，女性權利并非僅限定于法教義學上的某項具體權利，而是表征該主體基于其身份享有的多種權利所構成的權利束。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內容體系，代表著一系列不同類型的權利，既包含整體視野下的集體重疊共識，也包含對于個體的多元價值尊重。其綜合性以及體系性的面向相對于各項具體權利而言，所體現(xiàn)出的是在新時代背景下對于人權更加全面的認同和保護。
(一)女性權利的內容體系
就女性的權利而言，有學者從政治權利、健康權、文化教育權、勞動就業(yè)權、社會保障權、人身權、婚姻家庭權等角度進行概括。有學者認為，如果將對女性身體健康的關注分為平時保護、經期保護、孕期保護、產期保護、哺乳期保護和更年期保護等六個時段，那么對于生育這一直接使女性擁有母親身份的行為應該包括孕期保護、產期保護、哺乳期保護。還有學者認為法律給予母親的特別保護應該包括女性在法定期間內所享有的產假權以及不能出勤期間仍然享有請領工資、津貼、醫(yī)療給付、安全工作權(例如職位調整與夜間工作問題)以及平等工作權等保障面向。
結合上述既有研究成果和當下社會發(fā)展的新問題，“三孩”政策背景下應重點關注對女性生育權、健康權、工作權和家庭領域平等權的保障。主要考慮在于：其一，生育一般是女性成為母親的主要途徑和初始階段。生育包括懷孕分娩，也包括階段性的撫育。女性生育權保障是促進人口生育政策具體落實的基礎。其二，生育行為對女性的身心健康會造成極大影響甚至危害，因此對其身體健康權的關注理應成為重點。其三，女性勞動參與率不斷提高，但其生理特征以及照顧兒童、老人等家庭傳統(tǒng)分工使她們在就業(yè)市場上遭遇不利對待，比如懷孕求職被拒、拒絕女性請假、升職空間縮減甚至被解雇等“母職懲罰”現(xiàn)象大量存在。這些職場遭遇使得對女性工作權的關注和保障極具現(xiàn)實意義。其四，女性在家庭領域的平等權保障同樣值得關注。由于性別刻板印象的存在，女性尤其是即將或者已經成為母親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中斷工作或者辭職回歸家庭，承擔家務勞動和照顧子女的責任，但這些回歸家庭的女性所承擔的無酬家務照料勞動價值在現(xiàn)實生活中被嚴重低估。導致該問題的原因之一在于性別工作差距所帶來的機會成本差別，而這又加劇了性別不平等的惡性循環(huán)，即男性與女性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工資和機會影響了夫妻之間對于誰該回歸家庭承擔照料責任的決定，這又增加了男女之間的工作差距。“三孩”政策的推進，使得該矛盾在現(xiàn)實生活中更加突出。
1.生育權：是否成為母親的自主決定
生育權是公民的基本權利。生育行為是女性擁有母親這一身份的重要路徑之一。女性主體意識反映在生育中，則主要涉及女性生育的自主性，是女性對于是否成為母親的決定權，包括女性可以自主決定生育與否、生育的時間以及生育的數(shù)量等。從宏觀來看，生育權保障是人口再生產的前提，影響國家的人口結構、人口質量以及勞動力市場的健康發(fā)展；從微觀來看，生育權的重要性更多體現(xiàn)在生育行為對個體帶來獨特生命觀的實現(xiàn)，以及伴隨其中的不利益。生育帶來血脈延續(xù)的精神利益，為人父母的重要方面是見證一個承載自己遺傳特征的生命體誕生、成長、發(fā)展，并在其生長過程中看到自己，這是父母身份中最有意義的內容之一。但是，生育在身體、物質和精神方面給女性帶來的麻煩、痛苦甚至是危險同樣不可忽視，從某種程度上說，生育是女性的“自我犧牲”。因此，生育權關系著個體的基本生存和發(fā)展，其背后是人的尊嚴與自治。
在“三孩”政策的推進中，女性生育權的行使受制于多種社會輿論、文化傳統(tǒng)和政策缺陷的影響。一方面，根深蒂固的男權文化和傳統(tǒng)的性別文化仍然在以各種方式產生影響，壓抑著女性的生育主體意識，表現(xiàn)為生育自由與國家政策、家庭內部成員生育決策間的博弈。中國女性在祖輩父輩“多子多福”、傳宗接代的思想，以及國家和社會鼓勵生育的輿論環(huán)境中往往被動接受母職角色安排。另一方面，即便具有生育意愿的女性，面對職場壓力和工作與生養(yǎng)的沖突，也會選擇性逃避。由于現(xiàn)實生活中母親往往承擔著比父親更多的撫育和照料責任，而國家各項鼓勵生育的政策要落地實施還需要一定時間和過程，這就導致生育權的實現(xiàn)在短期內面臨隱形限制和障礙。不能否認個人生育行為與國家人口政策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密切關聯(lián)，國家基于公共利益對生育進行適度調節(jié)也具有其正當性和現(xiàn)實必要性。是否生育和生育多少不再被僅僅認為是個人私事和人的本能需求，更是人的社會責任。只是這樣的社會責任不能被強制要求承擔。“生育決策是屬于家庭的天賦人權，生育的保護是家庭可以享受的法賦人權，也是國家和政府應該承擔的福利責任。”換言之，對于生育行為應該采取鼓勵性甚至獎勵性的措施，而非以強制多生和懲罰少生，避免生育政策重蹈工具理性和干預主義的覆轍。
2.健康權：對女性身心的一體關愛
現(xiàn)代法治和權利話語意義上的健康權出現(xiàn)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世界衛(wèi)生組織憲章》的序言和《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為標志。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對于健康的定義，健康不僅為疾病或者羸弱之消除，而系體格、精神與社會之完全健康狀態(tài)。這說明健康與否不限于生理機能是否能正常運轉，還應該包括精神和心理層面的狀態(tài)，是個人客觀體質和主觀感受的結合，貫穿生命的整體發(fā)展過程。作為基本權利的健康權，其功能體系包含健康平等權、健康隱私權、與健康有關的程序參與權以及非歧視原則，其受益權功能指向疾病預防、治療和控制的權利，基本藥物的獲得，婦幼保健和生殖保健等基本醫(yī)療服務等。相應的國家義務則是要建立基本的健康保障制度，如提供健康保護系統(tǒng)和健康教育、開設公立醫(yī)院和建立醫(yī)療制度等內容。針對女性的健康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明確規(guī)定：“對母親，在產前和產后的合理期間，應給予特別保護。”《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消歧公約》)第12條要求各締約國應采取一切措施保證女性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取得各種保健服務，包括有關計劃生育的保健服務，為女性提供有關懷孕、分娩和產后期間的適當服務，保證女性在懷孕和哺乳期間得到充分營養(yǎng)。國際人權公約對女性的生育健康，預防、治療和控制疾病、享受衛(wèi)生設施、貨物或者服務等方面給予了重點關注。
在“三孩”政策的背景下，對女性健康權的關注尤為必要。一是生育行為本身的危險性。生育健康關系到女性的一生，無論是懷孕還是生產行為本身，都存在給女性帶來身體疾病的可能性。尤其是曾經提倡“晚婚晚育”而如今又推行“三孩”政策，導致很多女性在生二胎或者三胎的時候已達35歲甚至以上的高齡。這個年齡通常被看作是多種不良妊娠后果出現(xiàn)概率大幅升高的分水嶺。高齡產婦將會面臨更多生育風險，如自發(fā)性流產、妊娠期高血壓、染色體畸變等。二是因為產后抑郁或者哺育嬰幼兒導致的心理問題。生育和撫育是一個長期的高負荷過程，包括孕育、分娩、撫育、教養(yǎng)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這一過程必然會給女性帶來很大的精神壓力。母親的心理健康問題很大程度上來自情感溝通與交流不足，一旦這種交流缺失，就容易產生孤獨、寂寞甚至凄涼的感受。三是母親的健康狀況與嬰幼兒的健康密不可分。母親與嬰孩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和聯(lián)合權利主體。生育不僅是創(chuàng)造新生命，還要將新生命培育為健康的勞動力，才算完成人自身的生產。母親要在健康的身體條件和安全的環(huán)境中，才能更大概率孕育健康的嬰兒。因此，對于女性健康權的保障不僅需要提供一般的健康服務，還要考慮其因其生理和心理特征所產生的特殊需求。因此，應高度關注女性健康權，從個體關注、知識普及和指導、情緒疏通等方面多管齊下，形成全面的母嬰健康照護體系和服務網絡，為廣大女性提供全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務。
3.工作權：突破職場的“隱形”歧視
多數(shù)人生存資源的獲得與生活質量的提升都與工作密不可分。工作給個人帶來經濟上的收益，是個人建立與他人關系網絡，融入社會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重要方式。聯(lián)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委員會在第18號一般性意見中指出：“工作權對于實現(xiàn)其他人權至關重要，并構成人的尊嚴的不可侵害、固有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有工作的權利，使其生活得有尊嚴。”工作權屬于社會經濟權利，體現(xiàn)出受益權的積極面向，需要得到來自國家和社會的尊重和保護。工作權的內涵主要包括自主就業(yè)權、公平報酬權、勞動保護權和不受歧視權等四個方面。在工作權領域，女性所需要的糾偏保護主要涉及就業(yè)機會、職業(yè)發(fā)展、薪酬待遇平等、生育保護、為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提供支持、預防和制止職場暴力和性騷擾等方面的內容?！断绻s》第11條明確保護女性工作權，要求各締約國消除在就業(yè)方面對女性的歧視，保證女性享有相同的就業(yè)機會，享受自由選擇職業(yè)、晉升、福利、接受培訓的權利，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禁止基于婚姻狀況、懷孕和生育的歧視。國際勞工組織(ILO)1990年的《夜間工作公約》(第171號)規(guī)定了保護孕婦免于夜間工作的問題，女性在生育前后的16周或者醫(yī)療診斷書要求的必要時間內，轉為日間工作。2000年的《保護生育公約》(第183號)對生育保護問題做了規(guī)定，例如產假期間的現(xiàn)金和醫(yī)藥津貼等內容。上述規(guī)定對于保護女性免于過重勞動和實現(xiàn)男女在實質意義上的平等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平等理念逐漸普及和法律規(guī)定明文禁止，顯性的就業(yè)歧視在勞動力市場中已不多見，代之以隱性的形式存在。在當前的就業(yè)市場中，女性在求職和后續(xù)的職業(yè)發(fā)展中本就處于弱勢地位，已然未能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三孩”政策可能會使上述狀況“雪上加霜”，讓女性勞動者的工作權保障面臨更大挑戰(zhàn)，主要表現(xiàn)在入職和晉升等方面。其一，對入職的影響。雇主基于性別刻板印象認為多數(shù)女性的精力會被生育和養(yǎng)育孩子等家庭瑣事所牽扯。因此，“女性的整體競爭力弱，易被排擠到低層次、低職位、低報酬的工作中去”。一些單位不愿意接收女性，通過有關針對女性的限制性條件，提高女性的入職門檻，進而造成拒絕女性入職的實際效果。其二，對晉升的影響。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齡也是其職業(yè)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女性可能因為生育而錯過職業(yè)升遷的機會，也可能因為追求職業(yè)發(fā)展而失去再生育的可能。多地的生育政策強化了對女性的生育保護，要求用人單位不得因懷孕而解雇、降薪、降職，并延長了產假、生育假等，但延長的假期卻給用人單位帶來高額的用工成本和潛在壓力，導致用人單位面對同等競爭條件的男性和女性時，會將晉升的天平向男性傾斜。此外，職位的升遷還關系到收入水平的提高、政治地位的獲得與提升、退休之后各方面的保障等。當然，“三孩”政策給女性就業(yè)帶來的負面影響、潛在的影響機制和影響路徑還需進一步明確，但嚴峻的就業(yè)形勢加上越來越嚴重的就業(yè)歧視，確實給女性就業(yè)帶來現(xiàn)實壓力。這些壓力如果得不到社會的分擔，沒有配套法律和政策支持使之釋放，必然使女性的工作權保障面臨更大挑戰(zhàn)。需要從整體上協(xié)調個人、家庭、用人單位和國家的利益，依法保護女性的平等就業(yè)權，又不過多增加用人單位的成本和負擔，進而實現(xiàn)二者之間的利益平衡。
4.家庭領域的平等權：家務勞動與育兒責任的平等分擔
我國《憲法》第48條第1款明確列舉了女性權利保護的幾種類型，包括政治權利、經濟權利、文化教育權利、社會生活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權，并且專門強調了在家庭環(huán)境中也要堅持男女平等。中國古代家族中，由于父權思想和社會性別體制影響，丈夫集夫權、父權和家長權于一身，夫為尊長，妻為卑下，使得父親的家庭地位遠遠高于母親，男性擁有對家庭事務的絕對控制權和崇高的家庭地位?，F(xiàn)代男女平等的觀念體現(xiàn)在家庭領域，要求夫妻享有同等的權利，承擔相同的義務，互愛互敬、和睦團結。父親和母親對子女平等地履行教育撫養(yǎng)義務，成年子女在履行贍養(yǎng)扶助義務時也需要平等對待其父親和母親。女性是作為獨立的權利主體而非男性的身份依附才獲得相應的地位和待遇?！断绻s》第5條要求各締約國要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消除基于男女定型任務的偏見，保證教養(yǎng)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第16條要求各締約國消除在家庭關系上對女性的歧視，在有關子女的事務上，父母具有相同的權利和義務。換言之，需要破除“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tǒng)分工，平等分配家庭照料責任，消除女性作為天然撫育者和照料者的固有形象，避免女性成為男性決策的執(zhí)行者或者被動的接受者。
基于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家庭分工模式，現(xiàn)實中的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三孩”政策會進一步加劇這種現(xiàn)象，迫使更多女性回歸家庭，強化家庭內部等級化的性別分工。一方面，在家庭照料和子女撫育的實踐中，男性角色嚴重缺失。父權制通過一整套話語體系讓兩性的分工結構固化，通過規(guī)范母職給女性設置了重重標準。另一方面，女性從事的家務勞動往往被認為對社會的貢獻小于男性，因而得到更少的經濟回報。這樣的認知導致母親對家庭經濟收入的貢獻被低估，影響其在家庭中的話語權，在離婚、財產分配方面處于弱勢。在家務勞動尚未實現(xiàn)社會化的現(xiàn)實基礎上，實現(xiàn)“雙親育兒”，改變男性在照料領域的沉默狀態(tài)，肯定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保障女性享有真正平等的家庭事務決定權和管理權，具有迫切的現(xiàn)實必要性。特別是鼓勵生育三孩的背景下，減少家務勞動對女性發(fā)展的束縛，為女性在社會領域和家庭領域發(fā)揮作用提供保障，需要更精細化的制度設計。這意味著要通過制定家庭友好型的照料政策，來平衡有酬工作和家庭照顧責任的兩難困境，推動家庭發(fā)展的能力建設，也需要突破傳統(tǒng)的刻板性別定型，塑造多元化的社會性別文化，釋放僅女性獨自承擔家庭照料的壓力。
(二)女性權利的多重特點
1.女性所享有的權利具有復合性
學者有言，現(xiàn)代憲法規(guī)定了兩種人的形象，首先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其次是“處于弱勢而需要幫助的人”。前者作為底色和背景，強調自由人權，與近代憲法的精神一脈相承；后者被賦予新的醒目的地位，強調社會福利，是現(xiàn)代福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在憲法文本中的體現(xiàn)，二者共同構成了現(xiàn)代憲法文本中復合型的人的形象。女性的身份是雙重的，除了具備作為與男性同質的“人”應有的權利賦予，還需要有與男性異質的“女性”自我發(fā)展的特殊保障。女性首先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享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和憲法中所規(guī)定的公民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即便是承擔了母職責任的女性，也享有與男性同樣的權利。同時，由于女性在生理條件上的特殊性，以及承擔的生育任務，其特殊利益應該得到照顧，進而需要得到國家的特別保護?；诙嘀刂黧w身份的復合，女性的權利體系呈現(xiàn)出多種權利結構的復合形態(tài)。
2.女性所享有的權利具有身份性
一般而言，作為現(xiàn)代法律規(guī)范意義上的身份權，是指民事主體基于特定的身份關系產生并由其專屬享有、以其所體現(xiàn)的身份利益為客體，為維護該種關系所必需的權利。換言之，是某一主體基于婚姻、出生、血緣、法律擬制等形成家族親屬關系中的特定身份而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權利。因此，不是權利構成身份，而是身份附著權利?，F(xiàn)代法治理念中的身份權，以人格平等以及人的自由和尊嚴確立為前提。人的解放來自于身份的解放，對人的保護源于對其人格的保護。梅因提出的“從身份到契約”的公式，其發(fā)展脈絡是從不平等身份到平等身份的確立，從“身份”決定“人格”，到現(xiàn)代社會“人格”與“身份”并存。人身支配關系已經消滅，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獨立的身份倫理。要以尊重主體個人的獨立人格為原則，破除身份關系對人身的支配，用現(xiàn)代平等、人格獨立、相互尊重的家庭倫理代替過去的尊卑等級倫理，尤其關注家庭關系中特定成員的權益。保護家庭特定成員的目標指向也是促進家人的互助相扶、家庭的和諧穩(wěn)定。法律體系中身份權的意義在于通過不同的法律關系來確認權利，規(guī)范主體的行為、協(xié)調主體的立意，進而實現(xiàn)社會關系中各種利益的均衡，形成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從最廣泛的意義上來說，母親這一身份包括了該主體在一定場域中的法律關系地位，以及相應的權利、義務和責任。女性首先是獨立個體的人，享有獨立的人格權，同時也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享有基于身份所形成的相關合法權益。身份不是封閉、固化的地位標志，而是一種流動、開放的自主選擇?，F(xiàn)代法治尊重并保障女性自主選擇其身份，也從規(guī)范和保障的角度，對擁有該身份者賦予權利，并課以義務。
3.女性的權利體系具有面向未來的開放性
基本權利并非具有固定不變的內涵，而只是一種相對確定、可以通過社會溝通和商談改變的價值共識?；谌祟愓J知能力的有限性、現(xiàn)實生活的復雜性和多變性，權利的結構類型和具體內容也需要適應社會的變遷和發(fā)展，進而將規(guī)范的變動置于現(xiàn)實世界動態(tài)的溝通和變動之中。女性的各項權利形成了各有其獨立內涵、但又彼此關聯(lián)和意義交叉的規(guī)范體系，其價值基礎最終指向人的尊嚴的維護。隨著民眾婚姻家庭觀念的變化，生物科技發(fā)展對傳統(tǒng)生活方式帶來的沖擊，婚姻家庭領域的多元化成為普遍趨勢，也給母親權利保障帶來新的命題。例如：如何落實單身女性的生育權保障，使其能夠獲得母親身份？在代孕已出現(xiàn)并漸普遍的情況下，出現(xiàn)了“基因母親”(卵子提供者)、“孕生母親”(子宮提供者)、“養(yǎng)育母親”(實際撫養(yǎng)者)各異的現(xiàn)象，如何界定這些主體的“母親”身份以及界分這些“母親”的權利？這些新現(xiàn)象對傳統(tǒng)的母親概念帶來沖擊，也必然會帶來女性權利的新類型，和既有權利類型在主體、客體和內容等方面的新樣態(tài)。因此，對母親概念的認知，對女性權利的界定都要適度保持其開放性，以保持該體系持續(xù)的生命力和回應社會變遷的能力。
四、“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權利保護的國家義務
對權利體系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其構成和內容證成，還應該按照權利類型或者性質進行相應的保障機制建構。在傳統(tǒng)社會，女性對自身健康負責，或者發(fā)揮家庭的功能，依靠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互助實現(xiàn)個體的健康維護和自身發(fā)展。只有當女性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身體健康受到來自其他家庭成員或外部成員的威脅或損害，國家法律才會介入和救濟。換言之，“國家只是在消極地在最低道德標準的范圍內為私人提供給最后的救濟手段”。近代以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和工業(yè)化的展開，各國開始以政府給付的形式給家庭提供醫(yī)療服務，直接針對生育行為發(fā)放現(xiàn)金津貼，采取提供社會化照料服務，對家庭施以特別關照。“人權方法最重要的影響就是讓政府負責”。對于女性權利的保護，更重要的在于從國家義務和責任的角度分析其權利實現(xiàn)的方式和具體路徑。國家有義務最大化實現(xiàn)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的保障，通過規(guī)范和整合公權力的各種作用方式，在各項工具的綜合運用和相互協(xié)調之下提升權利保護的實效性。“女性權利-國家義務”則是“基本權利-國家義務”體系在該主體權利保護領域的運用。
(一)充分尊重義務
基本權利最原始的核心功能即為防御權，即公民對抗國家不當干預其自由和權利的功能。防御權功能相對應的國家義務是“不作為義務”或者“消極義務”，要求國家最大限度尊重公民權利和自由，其角色主要是尊重私人生活的安寧，厘清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邊界，讓個人安然獨處并對個人事務作出自主選擇。其一，在生育方面，越來越多的女性主張對自己身體的掌控權和更多的生育自主權。國家不得干預女性對生育的自主決定，對人口結構的調整應依靠正方向的政策引導和激勵措施，而非負方向的強制性措施，應為女性在育兒與就業(yè)之間創(chuàng)造更多“選擇自由”，尊重女性基于其家庭環(huán)境和現(xiàn)實狀況對子女開展教育活動的自主選擇權，允許母親根據(jù)具體情況自行處理其家庭內部的教育事宜。其二，在公共衛(wèi)生服務方面，國家不得對女性的身心健康狀況和需要采取歧視性的做法，剝奪或者限制女性得到預防、治療和減輕痛苦的衛(wèi)生服務的平等機會，不應限制女性獲得保持健康的途徑和參與衛(wèi)生健康領域的決策機會和資源。其三，在就業(yè)方面，國家不得因為懷孕、生育、喂養(yǎng)、履行家長責任等行為而對女性的職業(yè)選擇和職業(yè)實現(xiàn)采取歧視性措施，或限制她們充分參與社會活動或者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其四，在家庭領域，不得忽視或低估女性承擔的家庭勞動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不得從法律角度格式化處理男女兩性分工模式，進而放任家庭內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而實行不平等分工和義務分配，限制女性爭取時間和發(fā)展必需技能以參與更廣泛的公共決策。
(二)積極促進義務
為全面保障女性權利的實現(xiàn)，國家應采取包括物質性給付、制度性保障、組織設立和運行等在內的系列措施。其一，物質性給付。國家支持的直觀衡量標準即是否有相應政策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女性的生產性工作為國民經濟總產出做的貢獻，正如她們?yōu)樽优峁┑恼樟蠟閲业娜丝谠偕a做出的貢獻一樣。直接的經濟支持可以補償母親因照顧子女而造成的直接收入損失，并通過待遇機制的設計使有工作的母親獲得更高的收入，增加對女性就業(yè)的激勵。其二，制度性保障。任何權利的實現(xiàn)都有賴于相關的制度。立法機關需要通過制定法律來建構和完善制度，明確女性各項權利的具體內涵，進而保障權利的具體落實，例如婚姻制度、生育保險制度、家庭護理假制度等。這些制度共同構成女性權利實現(xiàn)的前提性因素。其三，組織保障。基本權利需要在一定的組織背景下才能得到充分實現(xiàn)。在基本的“權利-義務”關系結構之外，完善組織系統(tǒng)，包括設立有助于保障女性權利的政府部門和公共衛(wèi)生機構，提供相應的基礎設施以及專業(yè)人員，強化機構之間的職能協(xié)同，為國家義務的落實提供擔保性和輔助性制度。
(三)狹義保護義務
從廣義上理解國家對于公民權利的保護義務，指國家的所有義務，包括前述的制度性保障、組織與程序保障以及其他排除妨礙的義務。狹義的保護義務主要指公民免受來自第三方侵害的義務。換言之，當公民權利遭到其他私人主體侵害時，國家有義務采取積極有效的保護措施。保護義務的履行需要國家站在女性的立場上，采取妥當措施保護其各項權利免遭侵害。扶老攜幼曾是家庭的任務，依靠的是家庭的自助功能和家庭成員之間的代際互惠。但是在當代家庭日益核心化，傳統(tǒng)功能減退的情況下，社會和國家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當女性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平等就業(yè)權等受到其他家庭成員或者外部人員的侵害時，國家需要介入，為其提供保護使之免受來自第三人的侵害，并對侵害行為予以阻止或制裁，為處境困難的女性提供相應的救助等，進而保護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權利以及和諧穩(wěn)定家庭關系。值得關注的是女性因為婚育行為而遭受就業(yè)性別歧視的個案救濟。應完善該類案件中的司法審查基準，強化司法對于女性平等就業(yè)權的救濟功能，暢通遭受就業(yè)歧視時的維權渠道，實現(xiàn)對女性勞動者的傾斜保護。
五、統(tǒng)籌“三孩”政策實施和女性權利保護的建議
“三孩”政策的頂層設計是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人口狀況，實現(xiàn)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三孩”政策及相關配套措施的設計是否關注了社會性別平等和女性的現(xiàn)實需求，不僅與女性權益和發(fā)展緊密相關，也關系著該政策目標能否順利實現(xiàn)。在這一背景下，應繼續(xù)針對女性權利保障的現(xiàn)實困境，以更理性、科學的態(tài)度完善制度設計并確保其落地實施。
(一)觀念的更新：社會性別平等理念的嵌入
社會性別與生理性別相對應，是由社會和文化建構的、分別屬于男性和女性的群體特征和行為模式，進而形成男女在社會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這種社會意義上的身份可能導致男性與女性形成等級關系，使男性在權力分配中處于有利地位，使女性處于其從屬地位。社會性別平等理念強調將社會性別意識貫穿于整個社會政策的制定、執(zhí)行和評估全過程，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政策中，考察男性和女性面對的不同社會現(xiàn)實、經濟背景和生活期望等，具體分析相關規(guī)定會給男性和女性帶來何種不同的影響，尤其是對女性的負面影響；要確保女性能從發(fā)展中直接受益，進而消除所有影響女性權益的障礙和所有針對女性的歧視。根據(jù)這一理念，女性不僅要在婚姻、家庭、就業(yè)和社會保障等方面享有同樣的權利，還要在分配和界定上述權利過程中，以及在以法律為核心的整個現(xiàn)代法治結構中，都必須嵌入女性視角和思維方式，使女性的個性與發(fā)展得到充分尊重，對于女性的特殊需求給予現(xiàn)實關照。從“單獨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相關保障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會性別盲視，對女性在生育中的特殊性別利益關注度不夠。例如：高齡產婦的健康問題、女性在生育二孩甚至三孩之后的就業(yè)性別歧視問題等。因此，在男性主導的立法環(huán)節(jié)中，要更新決策者的立法理念，提升其對于法律和政策的性別分析能力，審視、反思和改善現(xiàn)有法律規(guī)定中的不足；還應從社會性別平等視角促進法律的實施，增強政策運用的社會性別敏感，評估法律政策是否直接或者間接地對女性產生不同的影響，并據(jù)此作出適時而必要的調整，從而避免、減少直至消除實際上對女性的不利對待。
(二)法律制度的完善：重點制度的頂層設計
“三孩”政策的實現(xiàn)涉及醫(yī)療、教育、就業(yè)和社會保障等諸多領域，對國家法律的制定和政策的設計提出了更高更具體更科學的要求，才能為兼顧鼓勵生育和保障女性權利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保障。其一，完善婦幼保健服務體系并增加服務供給，強化對女性生育權和健康權保障。從育齡女性的現(xiàn)實需求出發(fā)，做好孕前、產前保健工作，提供系統(tǒng)而完整的婦幼保健服務，著力構建婦幼保健機構防治結合的運行新機制，創(chuàng)建危重癥孕產婦和新生兒應急搶救的安全生產救助體系，提升三孩生育的健康指數(shù)。其二，完善反就業(yè)歧視立法，界定就業(yè)性別平等的具體內容，保障女性的工作權。在立法中明確規(guī)定禁止基于婚育的就業(yè)性別歧視，從就業(yè)歧視的定義、類型、構成要件、舉證責任、單位責任和受害人救濟方式等方面予以明確，并設置專門的組織機構負責女性平等就業(yè)的促進工作和反就業(yè)歧視的監(jiān)督工作。其三，采用靈活的制度安排，鼓勵男性參與育兒照料并分擔家庭照料責任，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話語權。從法律層面對家庭生育和護理假期進行體系性構建，使父母同休產假和育兒假，區(qū)分不同適用主體并細化假期類別，形成科學且可執(zhí)行的家庭友好型假期制度，改變傳統(tǒng)的角色分工，解決實際生活中存在的母親單方面“喪偶式育兒”現(xiàn)象，以實現(xiàn)養(yǎng)育責任的男女均攤。
(三)法規(guī)政策的落地：相關機制的強化實施
再完美的制度設計都有賴于相關主體的實施行為，使紙面上的規(guī)定轉變?yōu)楝F(xiàn)實生活中的具體行為活動，以實現(xiàn)法律和政策對社會生活的調節(jié)。我國《憲法》《民法典》《婦女權益保障法》《母嬰保健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等均有專門針對女性權利的相關規(guī)定，共同構成女性權利保障的法律規(guī)范體系。但是，法規(guī)政策中的權利規(guī)定并不等于現(xiàn)實中權利的實現(xiàn)狀況，法律規(guī)定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還存在巨大反差，公共政策實施過程還存在社會性別盲點。有鑒于此，行政機關需要根據(jù)法律制定實施細則，強化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的合作，形成縱向貫通、橫向聯(lián)動、協(xié)同配合的工作體系，積極探索性別預算制度，完善女性工作經費保障機制，落實行政給付責任。行政機關還需要針對不同女性群體，以及某些突出問題采取具體措施和專門行動，有效促進女性最直接最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司法保障是促進女性權利實現(xiàn)的末端機制。在司法化解社會矛盾權威性增強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性別平等問題會進入司法程序，要建立精密可行的審查基準，獲得兼具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裁判結果，充分發(fā)揮個案在消除就業(yè)性別歧視中的權利救濟、定分止爭和政策導向等功能。此外，還需要在全社會加強先進性別文化的建設和宣傳。雖然我國社會的整體性別平等意識不斷提高，但針對女性的歧視和偏見仍未消失，貶損女性形象、固化女性傳統(tǒng)家庭角色等現(xiàn)象依然存在。因此，破除有礙女性發(fā)展的落后觀念和陳規(guī)舊俗，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也是促進相關法律實施和政策落地的必要措施。
(四)重點群體的關注：強化對農村地區(qū)母親、單身母親等群體的特別關照
受長期以來城鄉(xiāng)分割二元體制和社會性別觀念的影響，女性權益保護中存在城鄉(xiāng)不平等、體制內外不平等的情況。農村地區(qū)的女性因地域和性別的雙重劣勢，在其權益保障方面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例如：目前的產假規(guī)定，還主要屬于女職工勞動保護的一部分，很多“從事非典型形式隸屬工作的”女性不包括在內。相關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法定產假在農村地區(qū)的覆蓋面不超過20%。農村地區(qū)的醫(yī)療條件和保障水平方面也存在缺失和不足，女性身體健康權保障薄弱，孕育和生育的風險更高。此外，隨著離婚率的上升，單身母親的數(shù)量也在增加。一般對于單身母親的界定主要包括因未婚生育、離婚或者寡居，在不再婚的情況下獨自哺育撫養(yǎng)子女的母親。在單身母親家庭中，子女還處于需要持續(xù)照顧和接受監(jiān)護與引導的階段，而非家庭經濟的即期貢獻者，單身母親才是家庭的經濟支柱和照顧者。相較于雙親家庭這種照料子女的主流形式，單親母親需要更多來自國家的幫助以補償時間和收入?yún)T乏的缺陷。因此，需要關注農村母親的實際困難，從提高農村地區(qū)醫(yī)療水平、全面普及生育保險、建立農村托幼、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推動農村地區(qū)性別分工實踐的平等化等方面加強對農村地區(qū)母親的關注和保障。針對單身母親家庭，應正確認識母親一職的社會貢獻和勞動力價值，可設立專項援助項目，提供救濟津貼，讓單身母親得以“維系一個適宜的家庭，養(yǎng)育子女”。當然，除了從單身母親被賦予的兒童照顧者角色出發(fā)，對她們照顧子女給予經濟支持之外，還應該關注她們的自我人生發(fā)展，消除勞動力市場的性別隔離和歧視，提升社會化照料服務，進而幫助單身母親在工作上施展才華和能力。
?。ㄠ囲o秋，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講師，法學博士。）
Abstract：Women’s rights are essential human rights recognized by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and widely adopted by constitutions and laws of various countries.Under the context of implementing the Three-child Policy，Chinese women are facing the dual pressure of a career and bringing up a family.Article 49 of China’s Constitution clearly stipulates that“the state shall protect the mother”.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 of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is article，fully respecting women’s subjectivity and equal rights and affirming the social value of childbearing and raising.Combined with the Three-child Policy，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should focus on reproductive rights，health rights，work rights and equal rights in the family field.Its rights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identity and future-oriented openness.The state should fully respect，actively promote and narrowly protect the realization of women’s rights.To coordin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and th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we need to introduce the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improve the system of public child-care services，family nursing leave and equal employment，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levant laws and policies，and focus on women and single mothers in rural areas.
Keywords：Women’s Rights；Human Rights；Mother；Three-child Policy；National Obligation
(責任編輯 李忠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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