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直接關涉公民健康法益的內容占據了此次修訂的五分之一以上，切實保護公民健康權構成此次刑法修訂背后的重要規(guī)律和內在特征。健康權作為社會權的具體類型，依賴于國家機關尤其是立法機關積極履行相應的義務來保護權利的實現，因此，刑事法治保障作為健康權的實施機制不可或缺。此次刑法修訂涉及身體健康權、職業(yè)健康權、環(huán)境健康權以及公眾健康權等健康權的諸多方面，既實現了立法技術的科學化，也及時更新了健康權刑法保護的規(guī)范體系，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人民健康優(yōu)先的重要論述和指示精神，亦是近年來國家基于大健康理念和健康中國建設戰(zhàn)略在刑事立法領域的自然延伸。刑法對我國公民健康法益保護的規(guī)范更新，為健康中國戰(zhàn)略建設的法治保障提供了兜底性的保護，具有重要的治理意義和人權意義。
關鍵詞：健康權 刑法法益 刑法修正案 健康中國 衛(wèi)生健康刑法
引言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就內容而言，此次刑法修正案涉及總則和分則共計48條內容。筆者發(fā)現，在此次刑事立法和文本的修訂中，直接涉及公民健康法益保護的條款多達12條，占據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分別是修正案的第3條、第4條的職業(yè)健康保護，第5條、第6條、第7條、第45條的身體健康保護，第37條、第38條、第39條的公眾健康保護，第40條、第41條、第43條的環(huán)境健康保護。此外，刑事責任年齡的修訂、虛假環(huán)境影響評價行為的入刑等，間接實現了對不同主體的健康法益保護的功能?？梢哉f，保護公民的健康權是這次刑事立法背后的重要規(guī)律和內在特征之一。
本文擬基于健康權的理論視角來分析和評價此次刑事立法和文本修訂，旨在通過健康權這一理論工具穿透此次刑法修正的立法邏輯。因此，本文的旨趣乃是一種基于法理學視角的知識評價，而非直接的刑法教義學建構。在行文思路上，文章將首先對健康權的概念和內涵進行簡單的交代，以鎖定本文所要討論的目標；然后以習近平對生命健康權益保護的重要論述和有關指示精神為指導，并結合近年來國家健康治理的實踐，對此次刑事立法重視健康法益保護的原因展開論證；隨后對此次直接涉及健康法益保護的刑事立法與文本修訂內容進行系統的梳理，以全面了解健康權在此次立法修訂中的內容體系及其規(guī)范變遷；最后就我國公民健康權的刑事法治保障的意義略抒己見，以期為未來有關罪名的刑法教義學建構提供一個法理層面的智識參考，助力前述罪名的司法適用。
一、刑法保護的健康法益：四個權利面向
近年來，在《民法典》人格權編和《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與健康促進法》我國《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與健康促進法》等健康權立法實證化安排的促進和推動之下，健康權的理論建構和實踐討論逐漸豐富，國內法學界對健康權理論的研究逐漸成為相對豐富和熱鬧的小領域。誠然，健康權本身就頗具理論爭議，對健康權的理論共識尚未達成仍然是健康權理論研究中的普遍共識。健康權以其概念混淆和缺乏有效的規(guī)范意涵為顯著特征，以至于有學者“揶揄”人們很難再找到一個比健康權更受爭議和模糊不清的人權。因此，有必要先對健康權本身的概念及其內涵體系作出應有的澄清。以下將根據近年來國內學者對健康權的理論探討，擇撿健康權的四個基本面向來展開論述，以期為理解本文所使用的健康權概念作出應有的限定。
第一，在性質上，健康權是一種相對于自由權而言的社會權。自由權和社會權的劃分是憲法基本權利或者說基本人權的普遍分類法。從憲法基本權利的角度來說，所謂自由權，既包括傳統的三大自由(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經濟自由)，也包括據此衍生和發(fā)展出來的諸如言論自由、遷徙自由、財產保護、選舉自由、信任自由等權利，構成近代憲法的核心主旨和內在靈魂。社會權則是現代憲法的標配，它是指相對于自由消極權利而言的積極權利，意味著賦予公民可以向政府請求的權利，同時可以通過司法的途徑實現對這一權利的救濟，如健康權、受教育權、工作權以及生存權等。在國際人權公約的層面，自由權和社會權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兩大支柱，又分別通過《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予以明確化。健康權便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明確規(guī)定的一種權利，因此，在性質上，健康權屬于社會權。健康權屬于社會權的性質，也決定了國家在保護公民健康權上所負有的義務，即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各自都負有尊重、保護和實現等義務，并結合各自的職權職責履行不同的實現健康權義務的內容。
第二，在發(fā)展上，健康權是一種先國際后國內的基本人權。健康權作為一項新興的現代人權和憲法權利，國內外的學者一般都認為和主張其緣于一般國際法和國際人權公約，是一項先國際法后國內法的現代人權。這種主張的依據和邏輯在于1946年頒布的《世界衛(wèi)生組織憲章》的序言規(guī)定了“享有最高可獲致的健康標準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之一，不分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狀況。”；隨后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正式規(guī)定了健康權?！妒澜缛藱嘈浴返?5條第1項規(guī)定：“人人享有足以維持其本人及家庭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物、住房和醫(yī)療服務以及必要的社會服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民主化建國浪潮中，很多新成立或者新獨立的國家，在其新政權建制的憲法中都參考、借鑒和落實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權利規(guī)范，健康權因此得到了很多國家憲法的認同表達。換句話說，現代法治和現代權利話語意義上的健康權，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主要以《世界衛(wèi)生組織憲章》的序言和《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第1項為標志，開啟了現代健康權法治的艱難征程。在這個時間點出現的健康權，算不上是有多么悠久的歷史，尤其是相對于諸如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等而言就更是如此。
第三，在內涵上，健康權是一種集自由(freedoms)、權利(entitlements)、平等(equity)、品質(quality)于一體的綜合性權利。根據聯合國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委員會發(fā)布的《第14號一般性意見：享有能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第12條)》這一國際性的健康權定義與解釋文件以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和世界衛(wèi)生組織聯合發(fā)布的《第31號人權情況說明書：健康權》這一國際共識性文件的內容和規(guī)定，健康權的規(guī)范內容體系包括自由(如免受未經同意進行的醫(yī)療、免遭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殘忍等)、權利(如獲得提供人人享有最佳健康平等機會的健康保護體制的權利、預防治療和控制疾病的權利、獲得基本藥物的權利，甚至包括在國家和社區(qū)層面參與健康相關決策的權利等)、平等/非歧視(即所有健康保健服務、物品和設施的提供不得附加任何限制地向所有人提供)以及品質(即所有醫(yī)療保健服務、物品和設施必須符合四個原則：可提供(available)、可獲取(accessible)、可接受(acceptable)以及質量優(yōu)良(good quality))。
第四，在外延上，健康權是一種包括身心健康權諸方面的體系性權利。健康權的內涵十分豐富，在最基本的意義上，健康權既包括身體健康權，也包括精神健康權。當然，身心健康權的表達，并不僅僅只是健康權對于人之為人的兩種基礎性價值的聲明與確認，其更大的意義還在于宣示健康權這一概念的理論抱負，使健康權能夠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法律概念。在身心兩種健康權之外，常見的健康權具體表現形式還有環(huán)境健康權、職業(yè)健康權和公眾健康權等。環(huán)境健康權主要指向公民可以基于健康權的請求權基礎，要求政府保護健康的生活環(huán)境，提供適合生存的健康環(huán)境(如政府必須提供清潔的水、安全的食品)，或者政府應當禁止破壞環(huán)境的行為(如禁止工廠排污)；職業(yè)健康權則將健康權的內容指向更具體的工作環(huán)境，如要求政府提供安全的工作環(huán)境，拒絕在有毒的工作環(huán)境中從事工作等；而公眾健康權則主要存在于公共衛(wèi)生法治實踐之中，如存在于常規(guī)公共衛(wèi)生法中的受健康教育的權利、在緊急公共衛(wèi)生法治(如傳染病防治、自然災害防治等)中的保護健康隱私權利等。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對健康權具體類型的例舉并不是基于統一的標準作出的邏輯區(qū)分，而僅僅只是基于現象層面的舉偶。
二、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新時代背景
健康法益成為此次刑事立法背后的重要理念和內在特征，與近年來國家提出健康中國建設的戰(zhàn)略部署——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指示論述——等實踐背景是分不開的，并受到疫情防控的突發(fā)情況所影響。國家對健康理念的轉變型塑了健康權治理的行動邏輯，刑法作為保障法及時介入了健康權的保護，體現出獨特的時代背景，旨在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并呈現出獨特的治理邏輯。
(一)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的健康中國建設
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衛(wèi)生與健康工作受到黨和國家前所未有的重視。2016年8月19日，全國衛(wèi)生與健康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發(fā)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的戰(zhàn)略地位，并從戰(zhàn)略和全局高度對建設健康中國等重大任務作了深刻闡述，明確提出要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樹立大衛(wèi)生、大健康的觀念。“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以及大衛(wèi)生和大健康觀念的提出，是我國衛(wèi)生健康治理工作的重大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對健康問題做出了深入的論述，指出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基礎條件，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倳泴】档恼撌鲶w現出了健康的個體面向、集體面向和實踐面向，通過健康實現“國富”與“民強”之間的實質融合。
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健康的重要論述和指示精神，具體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并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戰(zhàn)略部署，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并實施《“健康中國2030”規(guī)劃綱要》，從而邁入了系統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新階段。“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與虛弱，而且是身體的、精神的、道德的和社會適應的良好狀態(tài)。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是人生的首要財富。”健康中國建設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提出普及健康生活、優(yōu)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護、建設健康環(huán)境、發(fā)展健康產業(yè)等5個方面的戰(zhàn)略任務。
此次刑事立法集中體現了對完善健康保護和建設健康環(huán)境戰(zhàn)略的及時回應。深化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是全力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點任務，修改藥品犯罪直接體現了近幾年來藥品監(jiān)督管理體制的改革成果，尤其是《藥品管理法》對藥品注冊制度的改革與刑法相關制度的關系密切，進而自然成為此次刑事立法所關注的內容。健康環(huán)境建設構成此次刑事立法的背景邏輯也同樣如此。
(二)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疫情防控
2020年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肆掠全球。新冠疫情肺炎是百年來全球發(fā)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面臨嚴重威脅，同時抗疫斗爭本身也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檢驗。為此，首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縱覽全局、果斷決策，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置于重要價值高度，作為統帥疫情防控的價值追求，成為指導疫情防控的理念抓手。
同時，依法防控成為疫情防控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2月5日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實踐告訴我們，疫情防控越是到了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保護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維護社會大局穩(wěn)定”，并進一步指出要從立法、執(zhí)法、司法、守法各環(huán)節(jié)發(fā)力，切實推進依法防控、科學防控、聯防聯控。就立法層面而言，強化公共安全保護，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guī)范、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落實總書記的指示和黨中央的部署，及時修訂或者組織修訂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并制定了生物安全法等法律。
本次刑事立法對公眾健康法益的保護，是落實將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疫情防控要求之體現，體現出刑法作為保障法所具有的兜底功能。如將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者可能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物品未進行消毒處理，對公眾健康帶來巨大的危險，應當受到刑罰的嚴懲。同期，我國也對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進行修訂，并制定生物安全法，要確?？茖W的疫情防控和公共衛(wèi)生安全保護法律規(guī)范體系，就需要做好各法律之間的銜接和協調規(guī)定，實現法律秩序的統一。這也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契合了疫情防控的新時代背景，構成了健康權刑法保護的實踐理性基礎。
(三)實現健康保護治理的現代化、法治化、科學化
近年來，大健康領域尤其是基礎醫(yī)療衛(wèi)生、藥品治理和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的治理現代化取得了長效的成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不斷實現現代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的目標取向。以藥品管理制度的改革為例：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新藥審批的周期過長，從而嚴重滯后于人民群眾對新藥的需求；而審批周期過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臨床試驗數據造假成為有些行業(yè)的潛規(guī)則、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等。這些問題一方面嚴重影響了藥品質量安全和藥品審批監(jiān)管的效率與權威，另一方面也嚴重威脅了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新藥安全。為此，國家在藥品領域先后進行了一系列相輔相成的治理改革。
如針對臨床試驗數據造假和藥品注冊造假的現象，藥監(jiān)部門開展飛行檢查制度改革，讓所有提交藥品注冊申請的主體開展自我檢查，一旦發(fā)現數據造假的情況，除了取消申請資格之外，申請主體也要受到禁止再申請其他新藥的處罰。同時，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制定司法解釋的方式，將藥品注冊數據造假的行為納入刑法范疇。此舉開啟所謂我國歷史上最嚴藥品注冊和審批制度改革，也被藥品領域稱之為“藥監(jiān)新政”，引起了國內外強烈的反響。通過這一司法解釋的鋪墊，本次刑法修正案正式將藥品注冊數據造假的行為納入刑法規(guī)制的范圍，從而實現了司法解釋的立法化，正式成為刑法典的法定內容，從而實現了藥品治理體系的及時更新和現代化目標。其實，這一司法解釋自發(fā)布以來，一直沒有適用的實踐案件發(fā)生，這也表明通過刑法來治理和打擊藥品注冊數據造假的行為，其威懾作用和象征意義要大于實際意義。但這次刑事立法依然將司法解釋上升為立法文本，除文本表達本身更加科學之外，更重要的是實現了藥品注冊數據造假入刑的法治化，避免司法解釋超越權限的嫌疑。
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以及環(huán)境犯罪領域的立法修改，都體現出健康治理現代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的價值取向，也意味著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正當性基礎得到不斷夯實?？傊?，健康中國建設、疫情防控和健康治理改革，型塑了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正當性基礎，構成健康法益成為這次刑事立法重要內容和內在特征的時代背景與實踐理由。
三、健康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法益更新
2020年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是我國近年來貫徹積極刑事立法觀的具體體現，“近年來，各國刑法典的修改越來越注重回應刑事政策的需求，通過增設輕罪或者對個別條款的修正，逐步使刑法典的面貌發(fā)生巨大變化。”在此次刑事立法背后，保護公眾的健康這一法益成為立法重要的價值取向，并通過增設罪名和修正條款兩種方式體現出來。這里通過健康權的具體類型化來描述和總結此次刑法修正案中的健康法益之規(guī)范更新，并著重分析此次修正變化及其立法理由。根據《刑法修正案(十一)》內容文本的順序，此次修正涉及健康法益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四種具體的權利類型，即職業(yè)健康權、身體健康權、公眾健康權以及環(huán)境健康權。茲將其詳細的規(guī)范內容及其變化描述如下。
(一)職業(yè)健康法益的保護
職業(yè)健康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職業(yè)健康權旨在要求國家履行確保各工作場所和環(huán)境安全的義務，將工作人員的健康保護作為工作的前提條件。而安全是職業(yè)健康保護的核心價值取向和制度要素，也因此有學者甚至提出職業(yè)安全衛(wèi)生(健康)權的概念。所謂職業(yè)安全衛(wèi)生權，是指“雇員享有或應該享有的不受職場危險因素和有害因素的侵害以及遭受侵害后獲得及時充分救濟，從而使其職業(yè)安全和健康獲得保護的權利體系”。我國通過《職業(yè)病防治法》和《安全生產法》等法律法規(guī)，為職業(yè)健康的保護提供了基礎法律法規(guī)體系，并在《刑法》中設計了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yè)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等罪名來為確保職業(yè)安全的刑事法治保障。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發(fā)展和形勢變遷，我國職業(yè)安全保護不斷出現新的挑戰(zhàn)，出現一些新的情況甚至出現新的規(guī)避法律的情形。
對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對職業(yè)健康權這一法益的保護及時作出了新的調整更新，主要體現在對強令違章冒險作業(yè)罪的修改(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條增加了“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而不排除，仍冒險組織作業(yè)”的情形)和新增了關閉破壞生產安全設備設施和篡改、隱瞞、銷毀數據信息的犯罪、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隱患犯罪、擅自從事高危生產作業(yè)活動的犯罪(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5條的內容)。通過新增上述四種情形，使得侵犯和危害職業(yè)健康法益的行為受到了刑法規(guī)制，這既體現了立法機關對保護公民健康權的立法義務，也明確了有關主體不得侵犯公民職業(yè)健康權益的刑法義務。
(二)身體健康法益的保護
身體健康權是健康權的首要規(guī)范內涵，國家保護公民的身體健康權是政治德性的第一要義。健康權的法權路徑隱含地說明，健康是一項“權利”而不是一件“商品”，鑒于健康權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對公民參與民主生活、經濟生活和公民生活，乃至從更為廣泛意義而言，都是“我們感受福利、安全、舒適和最終幸福”的前提條件。同時，保護公民的身體健康，也是我國整個《刑法》中最為重要的法益之一，我國刑法的目的——不管是立法目的還是司法目的——都旨在“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里的保護人民，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財產和自由的權利，尤其是我國現行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規(guī)定，故意傷害罪等諸多罪名直接體現了健康法益。此外，打擊公共安全、社會秩序管理犯罪等也間接體現出對人體健康權益的保護，這也是這次刑法修正案對健康權保護的立法更新之所在。
具體而言，此次刑法修正案對健康法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修改生產銷售假藥罪和生產銷售劣藥罪，即增加了藥品使用單位的人員明知是假藥和劣藥而提供給他人使用的情形，也可以按照生產銷售假藥或劣藥罪定罪處罰(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5條和第6條)；二是新增生產銷售禁藥行為，生產、進口和銷售未經審批的藥品行為以及藥品申請注冊造假和臨床試驗數據造假行為等的入罪(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7條)。這意味著將藥品注冊造假等正式納入刑法。這是建立在前期司法解釋以及近兩三年實踐等基礎之上，雖然并沒有太多相關的案例出現，但實際上也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起到了巨大的行業(yè)震懾作用；三是新增藥品監(jiān)督管理瀆職罪，將藥品安全事件瞞報謊報、監(jiān)管不作為、違規(guī)審批藥品等新行為入罪，并完善了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的構成要件(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5條)。
(三)公眾健康權的法益保護
公眾健康權指向基于公共健康和人類健康的集體維度，強調的是健康權的彌散效應，即超越個體的權利場域而擴散至公共秩序甚至人類秩序領域。不過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公共與健康權之間存在一種可以稱之為結構性張力的現象：根據公共衛(wèi)生法的一般原理，公共與衛(wèi)生/健康的結合，旨在表達和描述公共衛(wèi)生所具有的群體性面向，而非基于個體的具體權利義務關系模式，故一般認為，公共衛(wèi)生法治難以通過權利義務機制加以規(guī)制和調整。因此，公眾健康權會面臨權利理論內在的個體主義本質的挑戰(zhàn)，從而難以構成一種具備具體可請求的資質。但若將權利的本質理解為一種秩序，則無疑公眾健康權的概念是成立的。退而求其次，作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基礎，公眾健康權的法益類型無疑也是沒有問題的。公眾健康權在這里特指公眾的身體健康和人類遺傳資源、基因等受保護的權利。公共健康秩序和人類資源資源以及人類基因的保護，事關群體的整體健康利益甚至人類的健康命運。公眾健康法益也因此與傳染病防治、遺傳資源保護以及基因編輯的規(guī)制等緊密相連。
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此次刑法修正，一是修正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構成要件，并將“出售、運輸疫區(qū)中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者可能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物品，未進行消毒處理的”行為入罪。這一罪名的修正和增加，及時回應了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的現實問題與規(guī)制漏洞，為保護公眾的健康權益提供了嚴密的刑法網絡；二是新增了非法采集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或者非法運送、郵寄、攜帶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材料出境且危害公眾健康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等罪名。“人類遺傳資源問題不僅僅是生物科技問題，還事關人體健康，涉及倫理道德、公共利益。”這一修改旨在與生物安全法的規(guī)定相銜接；三是新增了非法編輯基因罪，即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或者動物體內，或者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人體內等行為，情節(jié)嚴重的將予以刑罰打擊。名噪一時的賀建奎基因編輯事件，及時得到了刑事立法的明確，以回應根據非法行醫(yī)罪條款處罰賀建奎案的教義學挑戰(zhàn)。
(四)環(huán)境健康權的法益保護
環(huán)境健康權是健康權中的重要內容，與環(huán)境權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環(huán)境健康權”是作為人權的健康權在環(huán)境保護領域的適用，而不是“環(huán)境權”的組成部分。因為“環(huán)境健康權”與“環(huán)境權”在司法適用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效力。因此，環(huán)境健康權是健康權的一種具體類型，而非環(huán)境權。環(huán)境健康權作為刑法保護的法益，在我國一直受環(huán)境刑法的調整，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六節(jié)專門規(guī)定了“破壞環(huán)境資源保護罪”，構成環(huán)境刑法的法律淵源。對環(huán)境健康法益的保護，隨著近年來環(huán)境保護理念的重視和實踐的深入，此次刑法修正案也及時做出了回應和調整。
一是修改和細化了污染環(huán)境罪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對一些污染環(huán)境的具體情形作了明確列舉，包括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qū)、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qū)等重點保護區(qū)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行為；向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行為；致使大量永久基本農田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致使多人重傷、嚴重疾病，或者致人嚴重殘疾、死亡的行為。這一修訂使得污染環(huán)境罪的行為模式更為科學，操作性增強。這一罪名也是總結近年來司法解釋和司法適用的經驗而及時作出的立法調整(《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0條)。這一條修正案將環(huán)境污染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至15年，以犯罪情節(jié)而非實害后果作為法定刑升格的標準，避免“唯結果論”，不需要等嚴重后果發(fā)生就可以予以重罰。二是增加了“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第一款規(guī)定以外的在野外環(huán)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行為的入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1條)。這也是與新冠疫情爆發(fā)之后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相銜接的立法安排。三是新增“非法引進、釋放或者丟棄外來入侵物種”行為的入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3條)，以實現與《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銜接和趨同。
通過健康權這一理論的穿透，我國《刑法修正案(十一)》立法背后，體現了對職業(yè)健康、身體健康、公眾健康以及環(huán)境健康四種法益的保護，在立法技術上，既完善了文本的犯罪構成和科學表達，同時也新增了新的犯罪行為入罪(如臨床試驗數據造假/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等等)，從而雙管齊下，全方位地推動了刑法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科學化。在立法理念上，本次刑法修訂呈現出協同立法的重要方法，即實現刑法與《藥品管理法》《生物安全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huán)境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銜接與協同，以實現整個健康法秩序的統一。
四、健康法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人權意義
此次刑事立法以健康權作為內在的主要線索之一，旨在及時回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重視和保護人民健康的重要論述和健康治理現代化的雙重要求，體現對健康中國、疫情防控和健康體制改革的刑事法治邏輯，為人民群眾健康權益的維護提供了堅實的刑法保護。此次刑事立法對健康法益的保護，對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和健康中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第一，健康權刑法保護的規(guī)范更新，有利于堅持和發(fā)揮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健康治理領域的實踐指導。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新飛躍。“習近平法治思想高屋建瓴、視野宏闊、內涵豐富、論述深刻，我們要學深悟透，更好地用于指導實踐，不斷開辟全面依法治國新局面。”加強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各治理領域的指導，是自覺學習和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要求和自覺行動。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健康治理尤其是公共健康法律體系建設等方面有著直接而深入的論述，此次健康權刑法保護的規(guī)范更新，很好地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內在精神，尤其是推動了特定領域和特定問題的立法發(fā)展，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健康領域的直接體現和自覺嘗試。在未來健康刑法的司法適用過程中，仍需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做好具體案件的適用工作。
第二，健康權刑法保護的規(guī)范更新，有利于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全面而堅實的法治保障，尤其是夯實了健康中國建設的司法保護，開啟了公民健康權保護的新時代。一直以來，健康領域的治理更多依靠的是公共政策，法律規(guī)范尤其是司法對健康領域的規(guī)范供給相對不足。一個明顯的論證理由在于：我國直到2019年年底才通過了衛(wèi)生與健康領域的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的法律，即《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與健康促進法》。這部法律的實施對于用法治引領和推動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改革發(fā)展，全面落實健康中國戰(zhàn)略，尊重和保護公民健康權，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但這部法律在形式上屬于行政法，其立法目的主要在于保護公民享有基本醫(yī)療服務，即“?；?rdquo;；且其調整的活動主要限于醫(yī)療衛(wèi)生、健康促進及其監(jiān)督管理等三項?？梢哉f這部法律只是確定健康保護的基礎性、框架性立法，依舊難以滿足健康治理對體系性法治保障的需求。此次刑法修正案以健康權為線索貫穿到刑法的相關部分，為健康權的保護提供了更加科學和豐富的刑事法律保護，對于健康權保護的規(guī)范體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尤其是刑事法律相對于行政法律而言所具有的司法優(yōu)先介入之特征與功能，可以說是對健康權法治保障的極大彌補，進一步夯實了健康權法治保障的抓手。
五、結語
本文通過對《刑法修正案(十一)》內在的健康法益保護的線索與規(guī)律進行了系統梳理，健康權與《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內在勾連得以大致澄清。健康法益成為最新刑事立法的重要理據和主要關切，得益于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人民健康優(yōu)先的重要論述與指示精神，并與健康中國建設的戰(zhàn)略部署深入契合，體現了國家治理與法治變革的內在互動，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微觀問題上的一次良好實踐，更是加強我國人權法治保障的一次樣板實踐。當然，切實通過刑法保護公民的健康權的關鍵還在于未來的刑事司法適用，因此，如何進一步自覺堅持學習和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導精神，進一步深化健康權刑法保護的制度實踐，是未來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應有之義。
?。◤埡槊?，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Abstract：The content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egal benefits of citizens' right to health in the“Amendment(11)to The Criminal Law”accounts for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is revision.Protecting citizen's right to health effectively becomes an important rule and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behind this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The right to health，as a concrete type of social right，depends on the state organs，especially the legislature actively fulfill their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So，the criminal law ensurence working a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right to health is indispensable.The revision of criminal law is related to many aspects of the right to health such as the right to physical health，the right to occupational health，the right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the right to public health.It not only realizes the scientization of legislative technique but also timely updates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the right to health in criminal law ensurence，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discourse and the instructive spir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 which are about the people's health first.It is also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country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big health conception and the healthy China construction strategy in recent years.The normative update of the legal benefits of citizens' right to health made by criminal law provides the sufficient legal ensurence to the healthy China construction strategy so it has important governance significance and human rights meaning.
Keywords：The Right to Health；The Legal Interest of the Criminal Law；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Healthy China；Criminal Law on Hygiene and Health
(責任編輯 陸海娜)
關鍵詞：健康權 刑法法益 刑法修正案 健康中國 衛(wèi)生健康刑法
引言
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十一)》”)，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就內容而言，此次刑法修正案涉及總則和分則共計48條內容。筆者發(fā)現，在此次刑事立法和文本的修訂中，直接涉及公民健康法益保護的條款多達12條，占據了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分別是修正案的第3條、第4條的職業(yè)健康保護，第5條、第6條、第7條、第45條的身體健康保護，第37條、第38條、第39條的公眾健康保護，第40條、第41條、第43條的環(huán)境健康保護。此外，刑事責任年齡的修訂、虛假環(huán)境影響評價行為的入刑等，間接實現了對不同主體的健康法益保護的功能?？梢哉f，保護公民的健康權是這次刑事立法背后的重要規(guī)律和內在特征之一。
本文擬基于健康權的理論視角來分析和評價此次刑事立法和文本修訂，旨在通過健康權這一理論工具穿透此次刑法修正的立法邏輯。因此，本文的旨趣乃是一種基于法理學視角的知識評價，而非直接的刑法教義學建構。在行文思路上，文章將首先對健康權的概念和內涵進行簡單的交代，以鎖定本文所要討論的目標；然后以習近平對生命健康權益保護的重要論述和有關指示精神為指導，并結合近年來國家健康治理的實踐，對此次刑事立法重視健康法益保護的原因展開論證；隨后對此次直接涉及健康法益保護的刑事立法與文本修訂內容進行系統的梳理，以全面了解健康權在此次立法修訂中的內容體系及其規(guī)范變遷；最后就我國公民健康權的刑事法治保障的意義略抒己見，以期為未來有關罪名的刑法教義學建構提供一個法理層面的智識參考，助力前述罪名的司法適用。
一、刑法保護的健康法益：四個權利面向
近年來，在《民法典》人格權編和《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與健康促進法》我國《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與健康促進法》等健康權立法實證化安排的促進和推動之下，健康權的理論建構和實踐討論逐漸豐富，國內法學界對健康權理論的研究逐漸成為相對豐富和熱鬧的小領域。誠然，健康權本身就頗具理論爭議，對健康權的理論共識尚未達成仍然是健康權理論研究中的普遍共識。健康權以其概念混淆和缺乏有效的規(guī)范意涵為顯著特征，以至于有學者“揶揄”人們很難再找到一個比健康權更受爭議和模糊不清的人權。因此，有必要先對健康權本身的概念及其內涵體系作出應有的澄清。以下將根據近年來國內學者對健康權的理論探討，擇撿健康權的四個基本面向來展開論述，以期為理解本文所使用的健康權概念作出應有的限定。
第一，在性質上，健康權是一種相對于自由權而言的社會權。自由權和社會權的劃分是憲法基本權利或者說基本人權的普遍分類法。從憲法基本權利的角度來說，所謂自由權，既包括傳統的三大自由(人身自由、精神自由、經濟自由)，也包括據此衍生和發(fā)展出來的諸如言論自由、遷徙自由、財產保護、選舉自由、信任自由等權利，構成近代憲法的核心主旨和內在靈魂。社會權則是現代憲法的標配，它是指相對于自由消極權利而言的積極權利，意味著賦予公民可以向政府請求的權利，同時可以通過司法的途徑實現對這一權利的救濟，如健康權、受教育權、工作權以及生存權等。在國際人權公約的層面，自由權和社會權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兩大支柱，又分別通過《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予以明確化。健康權便是《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明確規(guī)定的一種權利，因此，在性質上，健康權屬于社會權。健康權屬于社會權的性質，也決定了國家在保護公民健康權上所負有的義務，即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各自都負有尊重、保護和實現等義務，并結合各自的職權職責履行不同的實現健康權義務的內容。
第二，在發(fā)展上，健康權是一種先國際后國內的基本人權。健康權作為一項新興的現代人權和憲法權利，國內外的學者一般都認為和主張其緣于一般國際法和國際人權公約，是一項先國際法后國內法的現代人權。這種主張的依據和邏輯在于1946年頒布的《世界衛(wèi)生組織憲章》的序言規(guī)定了“享有最高可獲致的健康標準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之一，不分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狀況。”；隨后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正式規(guī)定了健康權?！妒澜缛藱嘈浴返?5條第1項規(guī)定：“人人享有足以維持其本人及家庭健康和福利的生活水準，包括食物、衣物、住房和醫(yī)療服務以及必要的社會服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民主化建國浪潮中，很多新成立或者新獨立的國家，在其新政權建制的憲法中都參考、借鑒和落實了《世界人權宣言》的基本權利規(guī)范，健康權因此得到了很多國家憲法的認同表達。換句話說，現代法治和現代權利話語意義上的健康權，出現于20世紀40年代中期，主要以《世界衛(wèi)生組織憲章》的序言和《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第1項為標志，開啟了現代健康權法治的艱難征程。在這個時間點出現的健康權，算不上是有多么悠久的歷史，尤其是相對于諸如自由權、生命權和財產權等而言就更是如此。
第三，在內涵上，健康權是一種集自由(freedoms)、權利(entitlements)、平等(equity)、品質(quality)于一體的綜合性權利。根據聯合國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委員會發(fā)布的《第14號一般性意見：享有能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的權利(第12條)》這一國際性的健康權定義與解釋文件以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和世界衛(wèi)生組織聯合發(fā)布的《第31號人權情況說明書：健康權》這一國際共識性文件的內容和規(guī)定，健康權的規(guī)范內容體系包括自由(如免受未經同意進行的醫(yī)療、免遭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殘忍等)、權利(如獲得提供人人享有最佳健康平等機會的健康保護體制的權利、預防治療和控制疾病的權利、獲得基本藥物的權利，甚至包括在國家和社區(qū)層面參與健康相關決策的權利等)、平等/非歧視(即所有健康保健服務、物品和設施的提供不得附加任何限制地向所有人提供)以及品質(即所有醫(yī)療保健服務、物品和設施必須符合四個原則：可提供(available)、可獲取(accessible)、可接受(acceptable)以及質量優(yōu)良(good quality))。
第四，在外延上，健康權是一種包括身心健康權諸方面的體系性權利。健康權的內涵十分豐富，在最基本的意義上，健康權既包括身體健康權，也包括精神健康權。當然，身心健康權的表達，并不僅僅只是健康權對于人之為人的兩種基礎性價值的聲明與確認，其更大的意義還在于宣示健康權這一概念的理論抱負，使健康權能夠成為一個有價值的法律概念。在身心兩種健康權之外，常見的健康權具體表現形式還有環(huán)境健康權、職業(yè)健康權和公眾健康權等。環(huán)境健康權主要指向公民可以基于健康權的請求權基礎，要求政府保護健康的生活環(huán)境，提供適合生存的健康環(huán)境(如政府必須提供清潔的水、安全的食品)，或者政府應當禁止破壞環(huán)境的行為(如禁止工廠排污)；職業(yè)健康權則將健康權的內容指向更具體的工作環(huán)境，如要求政府提供安全的工作環(huán)境，拒絕在有毒的工作環(huán)境中從事工作等；而公眾健康權則主要存在于公共衛(wèi)生法治實踐之中，如存在于常規(guī)公共衛(wèi)生法中的受健康教育的權利、在緊急公共衛(wèi)生法治(如傳染病防治、自然災害防治等)中的保護健康隱私權利等。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對健康權具體類型的例舉并不是基于統一的標準作出的邏輯區(qū)分，而僅僅只是基于現象層面的舉偶。
二、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新時代背景
健康法益成為此次刑事立法背后的重要理念和內在特征，與近年來國家提出健康中國建設的戰(zhàn)略部署——尤其是習近平總書記有關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的重要指示論述——等實踐背景是分不開的，并受到疫情防控的突發(fā)情況所影響。國家對健康理念的轉變型塑了健康權治理的行動邏輯，刑法作為保障法及時介入了健康權的保護，體現出獨特的時代背景，旨在解決特定的社會問題，并呈現出獨特的治理邏輯。
(一)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的健康中國建設
近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衛(wèi)生與健康工作受到黨和國家前所未有的重視。2016年8月19日，全國衛(wèi)生與健康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發(fā)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的戰(zhàn)略地位，并從戰(zhàn)略和全局高度對建設健康中國等重大任務作了深刻闡述，明確提出要倡導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樹立大衛(wèi)生、大健康的觀念。“把人民健康放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地位”以及大衛(wèi)生和大健康觀念的提出，是我國衛(wèi)生健康治理工作的重大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對健康問題做出了深入的論述，指出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基礎條件，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倳泴】档恼撌鲶w現出了健康的個體面向、集體面向和實踐面向，通過健康實現“國富”與“民強”之間的實質融合。
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健康的重要論述和指示精神，具體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并落實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戰(zhàn)略部署，20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fā)并實施《“健康中國2030”規(guī)劃綱要》，從而邁入了系統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新階段。“健康不僅是沒有疾病與虛弱，而且是身體的、精神的、道德的和社會適應的良好狀態(tài)。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是人生的首要財富。”健康中國建設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提出普及健康生活、優(yōu)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護、建設健康環(huán)境、發(fā)展健康產業(yè)等5個方面的戰(zhàn)略任務。
此次刑事立法集中體現了對完善健康保護和建設健康環(huán)境戰(zhàn)略的及時回應。深化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是全力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點任務，修改藥品犯罪直接體現了近幾年來藥品監(jiān)督管理體制的改革成果，尤其是《藥品管理法》對藥品注冊制度的改革與刑法相關制度的關系密切，進而自然成為此次刑事立法所關注的內容。健康環(huán)境建設構成此次刑事立法的背景邏輯也同樣如此。
(二)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疫情防控
2020年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肆掠全球。新冠疫情肺炎是百年來全球發(fā)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面臨嚴重威脅，同時抗疫斗爭本身也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檢驗。為此，首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縱覽全局、果斷決策，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置于重要價值高度，作為統帥疫情防控的價值追求，成為指導疫情防控的理念抓手。
同時，依法防控成為疫情防控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2月5日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指出：“實踐告訴我們，疫情防控越是到了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各項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保護疫情防控工作順利開展，維護社會大局穩(wěn)定”，并進一步指出要從立法、執(zhí)法、司法、守法各環(huán)節(jié)發(fā)力，切實推進依法防控、科學防控、聯防聯控。就立法層面而言，強化公共安全保護，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guī)范、運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體系。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落實總書記的指示和黨中央的部署，及時修訂或者組織修訂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并制定了生物安全法等法律。
本次刑事立法對公眾健康法益的保護，是落實將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疫情防控要求之體現，體現出刑法作為保障法所具有的兜底功能。如將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者可能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物品未進行消毒處理，對公眾健康帶來巨大的危險，應當受到刑罰的嚴懲。同期，我國也對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進行修訂，并制定生物安全法，要確?？茖W的疫情防控和公共衛(wèi)生安全保護法律規(guī)范體系，就需要做好各法律之間的銜接和協調規(guī)定，實現法律秩序的統一。這也是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契合了疫情防控的新時代背景，構成了健康權刑法保護的實踐理性基礎。
(三)實現健康保護治理的現代化、法治化、科學化
近年來，大健康領域尤其是基礎醫(yī)療衛(wèi)生、藥品治理和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的治理現代化取得了長效的成績，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不斷實現現代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的目標取向。以藥品管理制度的改革為例：一段時間以來，我國新藥審批的周期過長，從而嚴重滯后于人民群眾對新藥的需求；而審批周期過長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臨床試驗數據造假成為有些行業(yè)的潛規(guī)則、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等。這些問題一方面嚴重影響了藥品質量安全和藥品審批監(jiān)管的效率與權威，另一方面也嚴重威脅了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新藥安全。為此，國家在藥品領域先后進行了一系列相輔相成的治理改革。
如針對臨床試驗數據造假和藥品注冊造假的現象，藥監(jiān)部門開展飛行檢查制度改革，讓所有提交藥品注冊申請的主體開展自我檢查，一旦發(fā)現數據造假的情況，除了取消申請資格之外，申請主體也要受到禁止再申請其他新藥的處罰。同時，通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制定司法解釋的方式，將藥品注冊數據造假的行為納入刑法范疇。此舉開啟所謂我國歷史上最嚴藥品注冊和審批制度改革，也被藥品領域稱之為“藥監(jiān)新政”，引起了國內外強烈的反響。通過這一司法解釋的鋪墊，本次刑法修正案正式將藥品注冊數據造假的行為納入刑法規(guī)制的范圍，從而實現了司法解釋的立法化，正式成為刑法典的法定內容，從而實現了藥品治理體系的及時更新和現代化目標。其實，這一司法解釋自發(fā)布以來，一直沒有適用的實踐案件發(fā)生，這也表明通過刑法來治理和打擊藥品注冊數據造假的行為，其威懾作用和象征意義要大于實際意義。但這次刑事立法依然將司法解釋上升為立法文本，除文本表達本身更加科學之外，更重要的是實現了藥品注冊數據造假入刑的法治化，避免司法解釋超越權限的嫌疑。
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度以及環(huán)境犯罪領域的立法修改，都體現出健康治理現代化、法治化和科學化的價值取向，也意味著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正當性基礎得到不斷夯實?？傊?，健康中國建設、疫情防控和健康治理改革，型塑了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正當性基礎，構成健康法益成為這次刑事立法重要內容和內在特征的時代背景與實踐理由。
三、健康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法益更新
2020年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是我國近年來貫徹積極刑事立法觀的具體體現，“近年來，各國刑法典的修改越來越注重回應刑事政策的需求，通過增設輕罪或者對個別條款的修正，逐步使刑法典的面貌發(fā)生巨大變化。”在此次刑事立法背后，保護公眾的健康這一法益成為立法重要的價值取向，并通過增設罪名和修正條款兩種方式體現出來。這里通過健康權的具體類型化來描述和總結此次刑法修正案中的健康法益之規(guī)范更新，并著重分析此次修正變化及其立法理由。根據《刑法修正案(十一)》內容文本的順序，此次修正涉及健康法益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四種具體的權利類型，即職業(yè)健康權、身體健康權、公眾健康權以及環(huán)境健康權。茲將其詳細的規(guī)范內容及其變化描述如下。
(一)職業(yè)健康法益的保護
職業(yè)健康是公民的基本權利，職業(yè)健康權旨在要求國家履行確保各工作場所和環(huán)境安全的義務，將工作人員的健康保護作為工作的前提條件。而安全是職業(yè)健康保護的核心價值取向和制度要素，也因此有學者甚至提出職業(yè)安全衛(wèi)生(健康)權的概念。所謂職業(yè)安全衛(wèi)生權，是指“雇員享有或應該享有的不受職場危險因素和有害因素的侵害以及遭受侵害后獲得及時充分救濟，從而使其職業(yè)安全和健康獲得保護的權利體系”。我國通過《職業(yè)病防治法》和《安全生產法》等法律法規(guī)，為職業(yè)健康的保護提供了基礎法律法規(guī)體系，并在《刑法》中設計了重大責任事故罪、強令違章冒險作業(yè)罪、重大勞動安全事故罪等罪名來為確保職業(yè)安全的刑事法治保障。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發(fā)展和形勢變遷，我國職業(yè)安全保護不斷出現新的挑戰(zhàn)，出現一些新的情況甚至出現新的規(guī)避法律的情形。
對此，《刑法修正案(十一)》對職業(yè)健康權這一法益的保護及時作出了新的調整更新，主要體現在對強令違章冒險作業(yè)罪的修改(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條增加了“或者明知存在重大事故隱患而不排除，仍冒險組織作業(yè)”的情形)和新增了關閉破壞生產安全設備設施和篡改、隱瞞、銷毀數據信息的犯罪、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隱患犯罪、擅自從事高危生產作業(yè)活動的犯罪(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5條的內容)。通過新增上述四種情形，使得侵犯和危害職業(yè)健康法益的行為受到了刑法規(guī)制，這既體現了立法機關對保護公民健康權的立法義務，也明確了有關主體不得侵犯公民職業(yè)健康權益的刑法義務。
(二)身體健康法益的保護
身體健康權是健康權的首要規(guī)范內涵，國家保護公民的身體健康權是政治德性的第一要義。健康權的法權路徑隱含地說明，健康是一項“權利”而不是一件“商品”，鑒于健康權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對公民參與民主生活、經濟生活和公民生活，乃至從更為廣泛意義而言，都是“我們感受福利、安全、舒適和最終幸福”的前提條件。同時，保護公民的身體健康，也是我國整個《刑法》中最為重要的法益之一，我國刑法的目的——不管是立法目的還是司法目的——都旨在“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里的保護人民，就是保護人民的生命、健康、財產和自由的權利，尤其是我國現行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規(guī)定，故意傷害罪等諸多罪名直接體現了健康法益。此外，打擊公共安全、社會秩序管理犯罪等也間接體現出對人體健康權益的保護，這也是這次刑法修正案對健康權保護的立法更新之所在。
具體而言，此次刑法修正案對健康法益的保護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修改生產銷售假藥罪和生產銷售劣藥罪，即增加了藥品使用單位的人員明知是假藥和劣藥而提供給他人使用的情形，也可以按照生產銷售假藥或劣藥罪定罪處罰(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5條和第6條)；二是新增生產銷售禁藥行為，生產、進口和銷售未經審批的藥品行為以及藥品申請注冊造假和臨床試驗數據造假行為等的入罪(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7條)。這意味著將藥品注冊造假等正式納入刑法。這是建立在前期司法解釋以及近兩三年實踐等基礎之上，雖然并沒有太多相關的案例出現，但實際上也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起到了巨大的行業(yè)震懾作用；三是新增藥品監(jiān)督管理瀆職罪，將藥品安全事件瞞報謊報、監(jiān)管不作為、違規(guī)審批藥品等新行為入罪，并完善了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的構成要件(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5條)。
(三)公眾健康權的法益保護
公眾健康權指向基于公共健康和人類健康的集體維度，強調的是健康權的彌散效應，即超越個體的權利場域而擴散至公共秩序甚至人類秩序領域。不過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公共與健康權之間存在一種可以稱之為結構性張力的現象：根據公共衛(wèi)生法的一般原理，公共與衛(wèi)生/健康的結合，旨在表達和描述公共衛(wèi)生所具有的群體性面向，而非基于個體的具體權利義務關系模式，故一般認為，公共衛(wèi)生法治難以通過權利義務機制加以規(guī)制和調整。因此，公眾健康權會面臨權利理論內在的個體主義本質的挑戰(zhàn)，從而難以構成一種具備具體可請求的資質。但若將權利的本質理解為一種秩序，則無疑公眾健康權的概念是成立的。退而求其次，作為刑法所保護的法益基礎，公眾健康權的法益類型無疑也是沒有問題的。公眾健康權在這里特指公眾的身體健康和人類遺傳資源、基因等受保護的權利。公共健康秩序和人類資源資源以及人類基因的保護，事關群體的整體健康利益甚至人類的健康命運。公眾健康法益也因此與傳染病防治、遺傳資源保護以及基因編輯的規(guī)制等緊密相連。
正是在這樣的理論背景下，此次刑法修正，一是修正了妨害傳染病防治罪的構成要件，并將“出售、運輸疫區(qū)中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或者可能被傳染病病原體污染的物品，未進行消毒處理的”行為入罪。這一罪名的修正和增加，及時回應了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的現實問題與規(guī)制漏洞，為保護公眾的健康權益提供了嚴密的刑法網絡；二是新增了非法采集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或者非法運送、郵寄、攜帶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材料出境且危害公眾健康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等罪名。“人類遺傳資源問題不僅僅是生物科技問題，還事關人體健康，涉及倫理道德、公共利益。”這一修改旨在與生物安全法的規(guī)定相銜接；三是新增了非法編輯基因罪，即基因編輯、克隆的人類胚胎植入人體或者動物體內，或者將基因編輯、克隆的動物胚胎植入人體內等行為，情節(jié)嚴重的將予以刑罰打擊。名噪一時的賀建奎基因編輯事件，及時得到了刑事立法的明確，以回應根據非法行醫(yī)罪條款處罰賀建奎案的教義學挑戰(zhàn)。
(四)環(huán)境健康權的法益保護
環(huán)境健康權是健康權中的重要內容，與環(huán)境權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環(huán)境健康權”是作為人權的健康權在環(huán)境保護領域的適用，而不是“環(huán)境權”的組成部分。因為“環(huán)境健康權”與“環(huán)境權”在司法適用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效力。因此，環(huán)境健康權是健康權的一種具體類型，而非環(huán)境權。環(huán)境健康權作為刑法保護的法益，在我國一直受環(huán)境刑法的調整，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第六節(jié)專門規(guī)定了“破壞環(huán)境資源保護罪”，構成環(huán)境刑法的法律淵源。對環(huán)境健康法益的保護，隨著近年來環(huán)境保護理念的重視和實踐的深入，此次刑法修正案也及時做出了回應和調整。
一是修改和細化了污染環(huán)境罪的具體犯罪構成要件，對一些污染環(huán)境的具體情形作了明確列舉，包括在飲用水水源保護區(qū)、自然保護地核心保護區(qū)等重點保護區(qū)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行為；向國家確定的重要江河、湖泊水域排放、傾倒、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的行為；致使大量永久基本農田基本功能喪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壞的；致使多人重傷、嚴重疾病，或者致人嚴重殘疾、死亡的行為。這一修訂使得污染環(huán)境罪的行為模式更為科學，操作性增強。這一罪名也是總結近年來司法解釋和司法適用的經驗而及時作出的立法調整(《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0條)。這一條修正案將環(huán)境污染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至15年，以犯罪情節(jié)而非實害后果作為法定刑升格的標準，避免“唯結果論”，不需要等嚴重后果發(fā)生就可以予以重罰。二是增加了“以食用為目的非法獵捕、收購、運輸、出售第一款規(guī)定以外的在野外環(huán)境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行為的入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1條)。這也是與新冠疫情爆發(fā)之后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相銜接的立法安排。三是新增“非法引進、釋放或者丟棄外來入侵物種”行為的入罪(《刑法修正案(十一)》第43條)，以實現與《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銜接和趨同。
通過健康權這一理論的穿透，我國《刑法修正案(十一)》立法背后，體現了對職業(yè)健康、身體健康、公眾健康以及環(huán)境健康四種法益的保護，在立法技術上，既完善了文本的犯罪構成和科學表達，同時也新增了新的犯罪行為入罪(如臨床試驗數據造假/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等等)，從而雙管齊下，全方位地推動了刑法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科學化。在立法理念上，本次刑法修訂呈現出協同立法的重要方法，即實現刑法與《藥品管理法》《生物安全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固體廢物污染環(huán)境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法律的銜接與協同，以實現整個健康法秩序的統一。
四、健康法益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的人權意義
此次刑事立法以健康權作為內在的主要線索之一，旨在及時回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重視和保護人民健康的重要論述和健康治理現代化的雙重要求，體現對健康中國、疫情防控和健康體制改革的刑事法治邏輯，為人民群眾健康權益的維護提供了堅實的刑法保護。此次刑事立法對健康法益的保護，對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和健康中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第一，健康權刑法保護的規(guī)范更新，有利于堅持和發(fā)揮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健康治理領域的實踐指導。習近平法治思想作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新飛躍。“習近平法治思想高屋建瓴、視野宏闊、內涵豐富、論述深刻，我們要學深悟透，更好地用于指導實踐，不斷開辟全面依法治國新局面。”加強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各治理領域的指導，是自覺學習和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要求和自覺行動。習近平法治思想對健康治理尤其是公共健康法律體系建設等方面有著直接而深入的論述，此次健康權刑法保護的規(guī)范更新，很好地體現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內在精神，尤其是推動了特定領域和特定問題的立法發(fā)展，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健康領域的直接體現和自覺嘗試。在未來健康刑法的司法適用過程中，仍需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引領，做好具體案件的適用工作。
第二，健康權刑法保護的規(guī)范更新，有利于為健康中國建設提供全面而堅實的法治保障，尤其是夯實了健康中國建設的司法保護，開啟了公民健康權保護的新時代。一直以來，健康領域的治理更多依靠的是公共政策，法律規(guī)范尤其是司法對健康領域的規(guī)范供給相對不足。一個明顯的論證理由在于：我國直到2019年年底才通過了衛(wèi)生與健康領域的第一部基礎性、綜合性的法律，即《基本醫(yī)療衛(wèi)生與健康促進法》。這部法律的實施對于用法治引領和推動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改革發(fā)展，全面落實健康中國戰(zhàn)略，尊重和保護公民健康權，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但這部法律在形式上屬于行政法，其立法目的主要在于保護公民享有基本醫(yī)療服務，即“?；?rdquo;；且其調整的活動主要限于醫(yī)療衛(wèi)生、健康促進及其監(jiān)督管理等三項?？梢哉f這部法律只是確定健康保護的基礎性、框架性立法，依舊難以滿足健康治理對體系性法治保障的需求。此次刑法修正案以健康權為線索貫穿到刑法的相關部分，為健康權的保護提供了更加科學和豐富的刑事法律保護，對于健康權保護的規(guī)范體系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尤其是刑事法律相對于行政法律而言所具有的司法優(yōu)先介入之特征與功能，可以說是對健康權法治保障的極大彌補，進一步夯實了健康權法治保障的抓手。
五、結語
本文通過對《刑法修正案(十一)》內在的健康法益保護的線索與規(guī)律進行了系統梳理，健康權與《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內在勾連得以大致澄清。健康法益成為最新刑事立法的重要理據和主要關切，得益于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人民健康優(yōu)先的重要論述與指示精神，并與健康中國建設的戰(zhàn)略部署深入契合，體現了國家治理與法治變革的內在互動，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在微觀問題上的一次良好實踐，更是加強我國人權法治保障的一次樣板實踐。當然，切實通過刑法保護公民的健康權的關鍵還在于未來的刑事司法適用，因此，如何進一步自覺堅持學習和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導精神，進一步深化健康權刑法保護的制度實踐，是未來健康權刑法保護的應有之義。
?。◤埡槊?，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Abstract：The content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legal benefits of citizens' right to health in the“Amendment(11)to The Criminal Law”accounts for more than one-fifth of this revision.Protecting citizen's right to health effectively becomes an important rule and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behind this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The right to health，as a concrete type of social right，depends on the state organs，especially the legislature actively fulfill their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s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rights.So，the criminal law ensurence working a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the right to health is indispensable.The revision of criminal law is related to many aspects of the right to health such as the right to physical health，the right to occupational health，the right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the right to public health.It not only realizes the scientization of legislative technique but also timely updates the normative system of the right to health in criminal law ensurence，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discourse and the instructive spirit of President Xi Jinpin which are about the people's health first.It is also a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 country in the field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big health conception and the healthy China construction strategy in recent years.The normative update of the legal benefits of citizens' right to health made by criminal law provides the sufficient legal ensurence to the healthy China construction strategy so it has important governance significance and human rights meaning.
Keywords：The Right to Health；The Legal Interest of the Criminal Law；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Healthy China；Criminal Law on Hygiene and Health
(責任編輯 陸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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