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20年5月9日，由中國人權研究會指導、西南政法大學主辦的“全球疫情防控與人權保障”系列國際研討會的首場會議在重慶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權保障”，主要圍繞“生命權的價值位階與法律保護”和“疫情下弱勢群體的生命權保障”兩個分議題展開討論。來自中國、荷蘭、法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的40余名專家、學者就“生命至上”“生命權屬性”“政府的責任”“弱勢群體保護”“生命權和其他人權的衡量”和“科學防疫”等具體問題展開深入探討。此次會議重申了“生命至上”的重要理念，有助于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加強對生命權的保護和重視。
關鍵詞：疫情防控 人權保障 生命權 弱勢群體
2020年5月9日，由中國人權研究會指導、西南政法大學主辦的“全球疫情防控與人權保障”系列國際研討會的首場會議在重慶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權保障”，并首次采用“網絡+實體”的模式對兩個分議題——“生命權的價值位階與法律保護”和“疫情下弱勢群體的生命權保障”，進行了深入地研討、交流。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教授在開幕式中致辭，來自中國、荷蘭、法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的4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此次會議。
一、生命權的價值位階與法律保護
新冠肺炎無疑是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一次世界性災難。之所以將它稱之為災難，是因為它會奪取無數鮮活的生命。在這樣大的疫情面前，拯救那些無助的生命是人類應該達成的首要共識。從人權的視角來看，生命權在所有人權中處于基礎性位置，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人權，是享有其他一切人權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生命無保障，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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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韓大元教授認為，所謂生命至上就是指生命價值高于一切，生命是萬物的尺度，在世界上沒有比生命更為寶貴的存在。從生命到生命權的演變是憲法文明的一個成果。在憲法體系中，最大的人權是生命權，只有生命權受到尊重和保障，憲法規(guī)定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才有意義?；緳嗬闹黧w是人，人首先擁有生命，只有生命權受到憲法保護，才有可能實現憲法價值。故而，生命至上構成憲法的基礎與核心價值，體現著憲法精神。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卓澤淵教授認為，疫情防控必須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為目的。人類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在這場疫情中都面臨著生死的考驗。生命權問題，長時間未像今天這樣受到國際社會，受到每一個人的普遍關注。因為它涉及每一個人自身的生命權，還涉及到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的生命權。
海南大學程志敏教授認為，我們迄今對生命權的重視都不到位，可能過多關注一些看上去更高級的權利，比如“尊嚴”和“自由”等等，反而忽視了生命權的基礎或本體意義——這恰恰是西方現代社會的一個悖論。西方社會以個體的自保為政治法律的出發(fā)點，又在過分追求自我存在的同時徹底破壞了人作為一個“類”的存在基礎。離開了生命權，一切都談不上。生命權是基礎的基礎，也就是說，生命權不是最低的要求，而是最高的目標。對“生命權”的認識和論證涉及哲學的本體論和天道觀。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張永和教授認為，我們必須珍視每個個體的生命，這關乎人性底線，如果我們無法守住這一底線，我們將不配被稱之為人。
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皮特·佩維雷利教授認為“生命至上”的理念對于中西方社會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要學會相互尊重，避免相互指責。北京理工大學科技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齊延平教授認為，倡導生命權至高無上，對化育人文、提升倫理、辨識前行方向至關重要。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柳華文教授認為，生命健康權不是一般的人權，需要得到更高的重視和保障。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何志鵬教授認為，在社會群體的生命和健康與個別人自由主張相互沖突的狀況下，尊重生命和健康權，將這種權利排序在最優(yōu)的位置，是更有助于在未來更廣泛的社會范圍內維護人權的有效手段。山東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李忠夏教授認為，生命權作為基本權利是憲法的基礎，其他經濟方面的要求都必須要讓位于生命權的保護。
（二）生命權絕不僅僅是一項消極權利
韓大元教授認為，生命權既是一個自由權，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權，自由權意義上的生命權是絕對的，但在現代社會里面，生命權不能只依賴于自由權，需要通過國家的積極功能使生命的價值得到實現。這次全球的疫情告訴我們，以自由權為核心建構的西方憲法秩序存在著難以避免的缺陷，社會權是不能缺場的。它既要預防國家的侵犯，又要借助國家的力量來保護和實現生命本身的價值。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教授認為，在突發(fā)重大疫情的情境下，人權保障首先涉及的就是生命權。但在法理層面上，應當對生命權的含義作出區(qū)分。國際社會最常談到的生命權，是消極意義上的生命權，但生命權決不能僅僅作消極意義的理解，而應當進一步擴展到積極意義的層面。正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2018年通過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CCPR/C/GC/36）第3條指出：“生命權是一項不應狹義解釋的權利。生命權涉及的個人具體權利包括個人免于遭受故意導致或預料可能導致非正常死亡或過早死亡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以及有尊嚴地享有生命的權利。”這意味著為保障積極意義上的生命權，國家需采取更為積極的義務。
何志鵬教授認為，按照自然權利理論，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只要不予以干預，就能得以實現。這種觀點在19世紀以后的人權爭論和制度發(fā)展過程中已受到了很多挑戰(zhàn)，新人權思想和理念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在很多國家和學者那里，這種傳統(tǒng)的人權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如果堅持這樣的觀念，那么就容易出現不能夠解釋現實的狀況。也就是說，政府如果對于民眾的行為置之不理，則不能確保民眾的選擇都是理性的，民眾在行動中的任性或判斷錯誤，特別是對自身行動或然性產生后果的認知錯誤，很可能會使得自身和社會都陷于危險之中。這種情景在疫情暴發(fā)和蔓延的狀態(tài)下尤其如此。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張晗認為，面對17、18世紀以來近代自然法學派對“生命權”一詞所限定的消極意義，我們不免陷入一種道德上的兩難境地。“我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選擇出去工作”和“我為了保全大家的生命而選擇留在家中”發(fā)生了根本沖突。在這種情況之下，個人往往成為了“非理性人”，很難為了他人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國家必須履行其積極義務，只有這樣才能使民眾走出這個道德的兩難境地。
?。ㄈ┱畱愿e極的姿態(tài)履行其職責
韓大元教授認為，生命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種權利，它一方面產生國家保護公民生命權的義務，另一方面也為生命權的保護提供積極的條件。經歷了這場史無前例的疫情考驗，我們有很多感觸，雖然也有短板與值得反思的地方，但社會最大的共識是，應當堅守生命至上的偉大精神。以生命至上凝聚社會共識，體現了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捍衛(wèi)生命尊嚴的人權觀，人的生命價值得到了張揚，以實際行動回應了生命至上的個體內心的呼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每一個生命。除此之外，也要把預防為主作為生命權保護的基本形式，改變滿足于事后究責、事后救濟的傳統(tǒng)思維，使生命的維護具有合理預期。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法治要固根本、穩(wěn)預期、利長遠。特別是在風險社會，科技迅速發(fā)展的今天，侵害生命的各種風險仍然存在，我們需要有效的預防措施與制度。斯里蘭卡探路者基金會印度—斯里蘭卡倡議和海洋法中心主任賈亞納斯·科隆貝格先生討論了政府和生命權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斯里蘭卡政府和中國政府在生命權的理解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斯里蘭卡政府也本著生命權優(yōu)先的理念來制定防疫政策，并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以遏制疫情的發(fā)展。
程志敏教授認為，生命不只是活著，不是抽象的being，而是well-being，很好地活著，因而生命權不僅僅是存在的基礎，更是存在的目標。實際上，包括政治法律在內的所有活動，其最終目的都在于well-being或good life。這種更為高級的美好生活，更離不開社會，只有在交往、給予、友愛、團結、付出、聆聽、借鑒中獲得。“以其生生之厚”而成就幸福美好。而政府的不作為顯然是違背了生命權的社會性原則，把責任推給了個體，其結果只是“零和博弈”。柳華文教授認為，法律和政令必須符合實際。中國防控工作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以人民為中心”和“科學防控、依法防控”。疫情本質是一個自然現象，不以人和政府的意志為轉移，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宗教、種族、富裕程度等在所不問。因此，要科學地認識和應對疫情，從根本上看，應對的態(tài)度和方法以科學認識為基礎，而不是反過來——應對態(tài)度和方法以意識形態(tài)或文化等為基礎。
二、疫情下弱勢群體的生命權保障
疫情防控的第一要義是生命的拯救，這一共識容易形成。但是，如果存在兩個或多個生命同時面對死亡的危險，我們能不能在其中進行排序、選擇？從此次疫情中反映出來的情況看，有些人提出“讓65歲以上的人把希望留給年輕人”，這是放棄弱者生命的惡行，而僅僅為了政治原因“解除隔離”或“不需隔離”等方案，那便是政黨之私和個人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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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澤淵教授認為，在疫情背景下，特定個體與其他人之間的生命權沖突會隨處可見。個人生命權與他人生命權應當相互協(xié)調。個人生命權與他人生命權之間有著復雜的結構關系。這種結構關系往往表現為，一個人與家人、鄰居、同事、陌生人之間的關系。為了家人、鄰居、同事、陌生人的生命，每一個人的生命權都不是可以任意行使或者享有的。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克里斯蒂安·梅斯特教授從法律的視角出發(fā)，認為對疫情防控中弱勢群體的保護，必須重視其抵御侵犯能力低弱的短板。在許多情況下，生命權取決于這些脆弱群體的狀況，這些脆弱群體之間存在著等級制度和生存競爭，其中一部分人主要由于地理原因或資源的原因而享有優(yōu)先權。令人疑惑的是弱勢群體數量的不斷增加，反而進一步降低了其可能進入公眾視野的機會。
齊延平教授認為，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爆發(fā)，全球各國醫(yī)療應對手段嚴重不足，醫(yī)療資源稀缺，我們必須在這一背景下討論生命權。離開這一背景，就無關生命權的沖突與應對，特別是對危重病人而言，在是否獲得ICU床位、有機會使用呼吸機或ECMO設備成為與死神博弈的唯一機會時，討論何者先得，就關涉生命權的醫(yī)學倫理與法理。這是必須二選一的問題，而選其一，就必然意味著放棄對另一個人生命權的保障。這里可供選擇的原則往往是充滿著矛盾的。但我們會看到，不同的理論進路，會有不同的生命權保障安排。西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錢錦宇教授認為，在大規(guī)模城市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的首要任務和關鍵所在，就是確保城市疫情防控治理取得實效，城市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和保障權得以有效保障。而在當今全球風險社會結構當中，我們可以從風險促進和風險應對的角度來重新考察弱勢群體。其應對一定要本著“弱者權利得到最好的保護”的理念去推進風險治理，通過平衡式治理、預防性治理，來保護弱勢群體在現代風險結構下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李忠夏教授通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中的《航空安全法案》判例來說明生命權是無法被衡量的，不管是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或者有價值的生命，無價值的生命之間，都是沒有辦法去做權衡的。因為生命也不分數量、種族、多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這是對康德“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回應。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思我們在疫情防控當中，特別是緊急情況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張永和教授認為，在生命面前，沒有弱者和強者。一個文明的社會是指弱者能夠得到最好的保護社會，只有弱者能夠得到同樣的保護，才能指望任何人也能得到保護。韓大元教授認為，從剛剛出生的嬰兒到100多歲的老年人，在生命價值上是平等的，國家在拯救生命上一視同仁，體現了生命的平等。常健教授則認為，僅僅基于既有的規(guī)則并不能完全解決生命權保障面臨的各種沖突，還需要增加所需的資源供給。
（二）審慎衡量生命權與其他人權之間的沖突
皮特·佩維雷利教授認為不同文化之間，也許很難解決基于其基本權利立場不同而產生的沖突。其以瑞典和中國為例，從跨文化的視角來審視兩者的不同。瑞典以個人主義為主，中國以集體主義為主，這種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奠定了其采用不同措施的基礎。當然，這其中各有利弊，但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學會尊重彼此的文化。韓大元教授認為，當生命權價值與其他權利和自由發(fā)生沖突時，中國堅持選擇生命至上、生命權優(yōu)先的價值目標，做到了不計成本的投入。面對天災人禍所帶來的各種災難，我們寧可放慢經濟發(fā)展速度，寧可承受經濟下滑壓力，國家堅定地選擇拯救每個生命，審視、尊重與敬畏生命，以舉國之力，不惜一切代價，平等保護面臨病毒威脅的生命，使捍衛(wèi)生命成為實實在在的實踐，讓人們感受生命的神圣與尊嚴。
齊延平教授認為，生命與生命權是處于一個由其外部諸種資源、能源、制度、條件共同支持、維護的復雜系統(tǒng)之中的，生命、生命權不可能從這一社會系統(tǒng)中剝離而當然至上。特別是在法律之眼中，生命權與其他權利以及公共法益，都處于一個關系規(guī)整、邏輯融洽的體系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整個法律系統(tǒng)都是為了維護生命與生命權而制造的，就像一部車是一個系統(tǒng)，沒有哪個構造是至上的。在抗擊疫情戰(zhàn)略應對措施選擇上，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者可能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基于功利主義或羅爾斯的正義論又會給出不同的答案。何志鵬教授認為，這次的新冠疫情向我們表明，在資源稀缺或者緊急狀態(tài)下，權利沖突的狀況顯得尤為尖銳。在出現權利沖突的情況下，對于權利按照其根本性、重要性、影響的廣泛性進行有科學依據的、審慎考量的排序，形成在科學上經得起驗證，在社會上能夠讓民眾信服，在行政服務上能夠真正達到效果的位階，才能夠很好地保護人權。常健教授認為，在突發(fā)重大疫情的特殊情境之下，對生命權的保障會面臨一系列沖突，包括生命權保障措施與其他人權實現方式之間的沖突，與其他公共利益實現方式之間的沖突，以及在不同主體、不同階段實現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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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拉合爾大學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與實踐中心主任穆罕默德·拉辛先生認為，巴基斯坦的防疫工作正面臨著復雜的狀況。這種復雜的狀況不僅僅是基于對生命權價值的認知，還取決于各國具體的環(huán)境，包括政府政策、地理環(huán)境、人口、經濟壓力、事業(yè)狀況以及宗教群體等因素。因此，面對那些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何保障他們的權益將會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常健教授認為，在此次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通過建立分級分類管理機制，可以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資源，降低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為替代現場人際交流提供了許多可行方案；為了在疫情防控長期化的背景下恢復生產和生活，中國建立常態(tài)化的疫情防控機制。
韓大元教授認為，應當理性地看待現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科技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便利，另一方面給人類生活帶來“災難”，挑戰(zhàn)人類的生活方式與尊嚴。柳華文教授認為，在應對COVID-19的方式方法上，肯定需要基于國家、地區(qū)及其社會的具體特點，但是科學認知有一個過程，不同社會的反應也有不同。在個人自由與集體和全社會的生命權、健康權保障之間進行何種判斷及取舍，必然影響生命權和健康權保障的結果。
三、結語：關于疫情防控中生命權保障的基本共識
尋找新冠病毒來源，研發(fā)病毒疫苗是科學家的職責，而探尋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回擊和阻斷“政治病毒”的傳播，是人權研究者責無旁貸的使命。在本次會議發(fā)言中，各位專家學者獻言獻智、集思廣益，從不同角度為更好推動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貢獻了真知灼見。
第一，“生命至上”理念可從不同維度闡明。程志敏教授從哲學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了生命的本體論意義和社會性。韓大元教授和李忠夏教授則基于生命權作為憲法基本權利的視角來進行論證。何志鵬教授從權利沖突的角度，論述“尊重生命和健康”的優(yōu)先地位。卓澤淵教授則從疫情防控的目的出發(fā)，論述生命權的意義。張永和教授基于理性對生命認知兩個體系的通約，來探討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人性和生命。齊延平教授從生命權的法理論證出發(fā)，指出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生命權主張的正當性需要建立在規(guī)范邏輯融洽基礎之上。
第二，生命權所具有的復合意義。皮特·佩維雷利教授從不同文化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了瑞典與中國之間對于生命價值的不同取向。何志鵬教授認為生命權在自然權利理論之下，存在一定誤區(qū)。韓大元教授則從“自由權”與“社會權”的二分法出發(fā)，進行論證。齊延平教授認為，在抗擊疫情理論研討中，顯然首要、主要側重的是狹義的人的生命的救治。常健教授認為，生命權在積極意義上就是“生存權”。張晗博士認為，生命權與生存權之間存在一定的“鴻溝”。
第三，弱勢群體需要多元化的保護?？死锼沟侔?middot;梅斯特教授基于弱勢群體抵御侵犯能力的短板，揭示了新冠疫情下對弱勢群體法律保護的困境。張永和教授基于人人生命平等的理念，反對按照弱者與強者的分類進行排序。常健教授則從資源供給的角度，論述了對弱勢群體保護。卓澤淵教授基于生命的社會聯結，指出每一個人的生命權都不是可以任意行使或者享有的。齊延平教授則認為對于弱勢群體的保護，不可與特定社會條件的相互支持相孤立。
第四，審慎應對防疫措施的態(tài)度。多元化的社會為我們審視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穆罕默德·拉辛先生認為疫情防控政策不僅取決于價值排序和我們對疫情的認知，還取決于各國具體的環(huán)境。賈亞納斯·科隆貝格先生則從政府和生命權之間的關系，來探討斯里蘭卡政府的防疫措施。李忠夏教授和錢錦宇教授分別從風險社會與城市治理的角度，對防疫措施中生命權的保障進行了研究。柳華文教授則從科學與法律相結合的角度，系統(tǒng)闡述了如何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權。常健教授認為，需要基于三種路徑解決重大疫情下生命權的沖突：基于規(guī)則的路徑可以提供各種權利和利益的優(yōu)先排序，基于資源的路徑可以為消解這些沖突提供所需的資源條件，基于機制的路徑可以為顧全各種權利和利益保障提供整合方案。齊延平教授認為現實的生命權主張的正當性并不在于其抽象的先驗性、絕對性和優(yōu)先性，而在于其與特定社會條件的相互支持中所產生的合理可接受性，以及法律框架內的邏輯自洽性。
此次會議僅僅從生命權保障出發(fā)，就引發(fā)了諸多思考。而這些思考無論是對于理論還是實踐，都具有重要的價值。疫情還沒有結束，對生命的思考也不會結束，在這全人類共度時艱的時刻，仍需要攜手抗疫，疫情防控中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思考。而本系列會議的討論也才僅僅“拉開帷幕”，接下來的研討會必將為學界帶來更深刻、更精彩的討論。
?。◤堦?，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專業(yè)博士研究生。）
關鍵詞：疫情防控 人權保障 生命權 弱勢群體
2020年5月9日，由中國人權研究會指導、西南政法大學主辦的“全球疫情防控與人權保障”系列國際研討會的首場會議在重慶召開。本次會議的主題為“疫情防控中的生命權保障”，并首次采用“網絡+實體”的模式對兩個分議題——“生命權的價值位階與法律保護”和“疫情下弱勢群體的生命權保障”，進行了深入地研討、交流。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教授在開幕式中致辭，來自中國、荷蘭、法國、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的4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此次會議。
一、生命權的價值位階與法律保護
新冠肺炎無疑是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一次世界性災難。之所以將它稱之為災難，是因為它會奪取無數鮮活的生命。在這樣大的疫情面前，拯救那些無助的生命是人類應該達成的首要共識。從人權的視角來看，生命權在所有人權中處于基礎性位置，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人權，是享有其他一切人權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生命無保障，其他一切人權都無從談起。
?。ㄒ唬?ldquo;生命至上”應是人類社會共同的立場
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韓大元教授認為，所謂生命至上就是指生命價值高于一切，生命是萬物的尺度，在世界上沒有比生命更為寶貴的存在。從生命到生命權的演變是憲法文明的一個成果。在憲法體系中，最大的人權是生命權，只有生命權受到尊重和保障，憲法規(guī)定的基本權利與自由才有意義?；緳嗬闹黧w是人，人首先擁有生命，只有生命權受到憲法保護，才有可能實現憲法價值。故而，生命至上構成憲法的基礎與核心價值，體現著憲法精神。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卓澤淵教授認為，疫情防控必須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為目的。人類社會的每一個個體在這場疫情中都面臨著生死的考驗。生命權問題，長時間未像今天這樣受到國際社會，受到每一個人的普遍關注。因為它涉及每一個人自身的生命權，還涉及到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的生命權。
海南大學程志敏教授認為，我們迄今對生命權的重視都不到位，可能過多關注一些看上去更高級的權利，比如“尊嚴”和“自由”等等，反而忽視了生命權的基礎或本體意義——這恰恰是西方現代社會的一個悖論。西方社會以個體的自保為政治法律的出發(fā)點，又在過分追求自我存在的同時徹底破壞了人作為一個“類”的存在基礎。離開了生命權，一切都談不上。生命權是基礎的基礎，也就是說，生命權不是最低的要求，而是最高的目標。對“生命權”的認識和論證涉及哲學的本體論和天道觀。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張永和教授認為，我們必須珍視每個個體的生命，這關乎人性底線，如果我們無法守住這一底線，我們將不配被稱之為人。
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皮特·佩維雷利教授認為“生命至上”的理念對于中西方社會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要學會相互尊重，避免相互指責。北京理工大學科技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齊延平教授認為，倡導生命權至高無上，對化育人文、提升倫理、辨識前行方向至關重要。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柳華文教授認為，生命健康權不是一般的人權，需要得到更高的重視和保障。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何志鵬教授認為，在社會群體的生命和健康與個別人自由主張相互沖突的狀況下，尊重生命和健康權，將這種權利排序在最優(yōu)的位置，是更有助于在未來更廣泛的社會范圍內維護人權的有效手段。山東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李忠夏教授認為，生命權作為基本權利是憲法的基礎，其他經濟方面的要求都必須要讓位于生命權的保護。
（二）生命權絕不僅僅是一項消極權利
韓大元教授認為，生命權既是一個自由權，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權，自由權意義上的生命權是絕對的，但在現代社會里面，生命權不能只依賴于自由權，需要通過國家的積極功能使生命的價值得到實現。這次全球的疫情告訴我們，以自由權為核心建構的西方憲法秩序存在著難以避免的缺陷，社會權是不能缺場的。它既要預防國家的侵犯，又要借助國家的力量來保護和實現生命本身的價值。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教授認為，在突發(fā)重大疫情的情境下，人權保障首先涉及的就是生命權。但在法理層面上，應當對生命權的含義作出區(qū)分。國際社會最常談到的生命權，是消極意義上的生命權，但生命權決不能僅僅作消極意義的理解，而應當進一步擴展到積極意義的層面。正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2018年通過的第36號一般性意見（CCPR/C/GC/36）第3條指出：“生命權是一項不應狹義解釋的權利。生命權涉及的個人具體權利包括個人免于遭受故意導致或預料可能導致非正常死亡或過早死亡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權利，以及有尊嚴地享有生命的權利。”這意味著為保障積極意義上的生命權，國家需采取更為積極的義務。
何志鵬教授認為，按照自然權利理論，人權是與生俱來的，政府只要不予以干預，就能得以實現。這種觀點在19世紀以后的人權爭論和制度發(fā)展過程中已受到了很多挑戰(zhàn)，新人權思想和理念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在很多國家和學者那里，這種傳統(tǒng)的人權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如果堅持這樣的觀念，那么就容易出現不能夠解釋現實的狀況。也就是說，政府如果對于民眾的行為置之不理，則不能確保民眾的選擇都是理性的，民眾在行動中的任性或判斷錯誤，特別是對自身行動或然性產生后果的認知錯誤，很可能會使得自身和社會都陷于危險之中。這種情景在疫情暴發(fā)和蔓延的狀態(tài)下尤其如此。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張晗認為，面對17、18世紀以來近代自然法學派對“生命權”一詞所限定的消極意義，我們不免陷入一種道德上的兩難境地。“我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選擇出去工作”和“我為了保全大家的生命而選擇留在家中”發(fā)生了根本沖突。在這種情況之下，個人往往成為了“非理性人”，很難為了他人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因此，國家必須履行其積極義務，只有這樣才能使民眾走出這個道德的兩難境地。
?。ㄈ┱畱愿e極的姿態(tài)履行其職責
韓大元教授認為，生命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種權利，它一方面產生國家保護公民生命權的義務，另一方面也為生命權的保護提供積極的條件。經歷了這場史無前例的疫情考驗，我們有很多感觸，雖然也有短板與值得反思的地方，但社會最大的共識是，應當堅守生命至上的偉大精神。以生命至上凝聚社會共識，體現了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捍衛(wèi)生命尊嚴的人權觀，人的生命價值得到了張揚，以實際行動回應了生命至上的個體內心的呼喚。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每一個生命。除此之外，也要把預防為主作為生命權保護的基本形式，改變滿足于事后究責、事后救濟的傳統(tǒng)思維，使生命的維護具有合理預期。正如習總書記所指出的，法治要固根本、穩(wěn)預期、利長遠。特別是在風險社會，科技迅速發(fā)展的今天，侵害生命的各種風險仍然存在，我們需要有效的預防措施與制度。斯里蘭卡探路者基金會印度—斯里蘭卡倡議和海洋法中心主任賈亞納斯·科隆貝格先生討論了政府和生命權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斯里蘭卡政府和中國政府在生命權的理解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斯里蘭卡政府也本著生命權優(yōu)先的理念來制定防疫政策，并采取強有力的措施以遏制疫情的發(fā)展。
程志敏教授認為，生命不只是活著，不是抽象的being，而是well-being，很好地活著，因而生命權不僅僅是存在的基礎，更是存在的目標。實際上，包括政治法律在內的所有活動，其最終目的都在于well-being或good life。這種更為高級的美好生活，更離不開社會，只有在交往、給予、友愛、團結、付出、聆聽、借鑒中獲得。“以其生生之厚”而成就幸福美好。而政府的不作為顯然是違背了生命權的社會性原則，把責任推給了個體，其結果只是“零和博弈”。柳華文教授認為，法律和政令必須符合實際。中國防控工作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以人民為中心”和“科學防控、依法防控”。疫情本質是一個自然現象，不以人和政府的意志為轉移，不同的社會制度、文化、宗教、種族、富裕程度等在所不問。因此，要科學地認識和應對疫情，從根本上看，應對的態(tài)度和方法以科學認識為基礎，而不是反過來——應對態(tài)度和方法以意識形態(tài)或文化等為基礎。
二、疫情下弱勢群體的生命權保障
疫情防控的第一要義是生命的拯救，這一共識容易形成。但是，如果存在兩個或多個生命同時面對死亡的危險，我們能不能在其中進行排序、選擇？從此次疫情中反映出來的情況看，有些人提出“讓65歲以上的人把希望留給年輕人”，這是放棄弱者生命的惡行，而僅僅為了政治原因“解除隔離”或“不需隔離”等方案，那便是政黨之私和個人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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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澤淵教授認為，在疫情背景下，特定個體與其他人之間的生命權沖突會隨處可見。個人生命權與他人生命權應當相互協(xié)調。個人生命權與他人生命權之間有著復雜的結構關系。這種結構關系往往表現為，一個人與家人、鄰居、同事、陌生人之間的關系。為了家人、鄰居、同事、陌生人的生命，每一個人的生命權都不是可以任意行使或者享有的。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克里斯蒂安·梅斯特教授從法律的視角出發(fā)，認為對疫情防控中弱勢群體的保護，必須重視其抵御侵犯能力低弱的短板。在許多情況下，生命權取決于這些脆弱群體的狀況，這些脆弱群體之間存在著等級制度和生存競爭，其中一部分人主要由于地理原因或資源的原因而享有優(yōu)先權。令人疑惑的是弱勢群體數量的不斷增加，反而進一步降低了其可能進入公眾視野的機會。
齊延平教授認為，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突然爆發(fā)，全球各國醫(yī)療應對手段嚴重不足，醫(yī)療資源稀缺，我們必須在這一背景下討論生命權。離開這一背景，就無關生命權的沖突與應對，特別是對危重病人而言，在是否獲得ICU床位、有機會使用呼吸機或ECMO設備成為與死神博弈的唯一機會時，討論何者先得，就關涉生命權的醫(yī)學倫理與法理。這是必須二選一的問題，而選其一，就必然意味著放棄對另一個人生命權的保障。這里可供選擇的原則往往是充滿著矛盾的。但我們會看到，不同的理論進路，會有不同的生命權保障安排。西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錢錦宇教授認為，在大規(guī)模城市化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治理的首要任務和關鍵所在，就是確保城市疫情防控治理取得實效，城市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和保障權得以有效保障。而在當今全球風險社會結構當中，我們可以從風險促進和風險應對的角度來重新考察弱勢群體。其應對一定要本著“弱者權利得到最好的保護”的理念去推進風險治理，通過平衡式治理、預防性治理，來保護弱勢群體在現代風險結構下的生命權和健康權。
李忠夏教授通過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中的《航空安全法案》判例來說明生命權是無法被衡量的，不管是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或者有價值的生命，無價值的生命之間，都是沒有辦法去做權衡的。因為生命也不分數量、種族、多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這是對康德“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回應。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反思我們在疫情防控當中，特別是緊急情況下，所采取的一些措施。
張永和教授認為，在生命面前，沒有弱者和強者。一個文明的社會是指弱者能夠得到最好的保護社會，只有弱者能夠得到同樣的保護，才能指望任何人也能得到保護。韓大元教授認為，從剛剛出生的嬰兒到100多歲的老年人，在生命價值上是平等的，國家在拯救生命上一視同仁，體現了生命的平等。常健教授則認為，僅僅基于既有的規(guī)則并不能完全解決生命權保障面臨的各種沖突，還需要增加所需的資源供給。
（二）審慎衡量生命權與其他人權之間的沖突
皮特·佩維雷利教授認為不同文化之間，也許很難解決基于其基本權利立場不同而產生的沖突。其以瑞典和中國為例，從跨文化的視角來審視兩者的不同。瑞典以個人主義為主，中國以集體主義為主，這種不同的文化價值取向奠定了其采用不同措施的基礎。當然，這其中各有利弊，但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學會尊重彼此的文化。韓大元教授認為，當生命權價值與其他權利和自由發(fā)生沖突時，中國堅持選擇生命至上、生命權優(yōu)先的價值目標，做到了不計成本的投入。面對天災人禍所帶來的各種災難，我們寧可放慢經濟發(fā)展速度，寧可承受經濟下滑壓力，國家堅定地選擇拯救每個生命，審視、尊重與敬畏生命，以舉國之力，不惜一切代價，平等保護面臨病毒威脅的生命，使捍衛(wèi)生命成為實實在在的實踐，讓人們感受生命的神圣與尊嚴。
齊延平教授認為，生命與生命權是處于一個由其外部諸種資源、能源、制度、條件共同支持、維護的復雜系統(tǒng)之中的，生命、生命權不可能從這一社會系統(tǒng)中剝離而當然至上。特別是在法律之眼中，生命權與其他權利以及公共法益，都處于一個關系規(guī)整、邏輯融洽的體系中，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整個法律系統(tǒng)都是為了維護生命與生命權而制造的，就像一部車是一個系統(tǒng)，沒有哪個構造是至上的。在抗擊疫情戰(zhàn)略應對措施選擇上，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者可能會作出不同的選擇，基于功利主義或羅爾斯的正義論又會給出不同的答案。何志鵬教授認為，這次的新冠疫情向我們表明，在資源稀缺或者緊急狀態(tài)下，權利沖突的狀況顯得尤為尖銳。在出現權利沖突的情況下，對于權利按照其根本性、重要性、影響的廣泛性進行有科學依據的、審慎考量的排序，形成在科學上經得起驗證，在社會上能夠讓民眾信服，在行政服務上能夠真正達到效果的位階，才能夠很好地保護人權。常健教授認為，在突發(fā)重大疫情的特殊情境之下，對生命權的保障會面臨一系列沖突，包括生命權保障措施與其他人權實現方式之間的沖突，與其他公共利益實現方式之間的沖突，以及在不同主體、不同階段實現的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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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拉合爾大學可持續(xù)發(fā)展研究與實踐中心主任穆罕默德·拉辛先生認為，巴基斯坦的防疫工作正面臨著復雜的狀況。這種復雜的狀況不僅僅是基于對生命權價值的認知，還取決于各國具體的環(huán)境，包括政府政策、地理環(huán)境、人口、經濟壓力、事業(yè)狀況以及宗教群體等因素。因此，面對那些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如何保障他們的權益將會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常健教授認為，在此次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通過建立分級分類管理機制，可以合理分配和高效利用資源，降低付出的成本和代價；互聯網技術的發(fā)展為替代現場人際交流提供了許多可行方案；為了在疫情防控長期化的背景下恢復生產和生活，中國建立常態(tài)化的疫情防控機制。
韓大元教授認為，應當理性地看待現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科技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便利，另一方面給人類生活帶來“災難”，挑戰(zhàn)人類的生活方式與尊嚴。柳華文教授認為，在應對COVID-19的方式方法上，肯定需要基于國家、地區(qū)及其社會的具體特點，但是科學認知有一個過程，不同社會的反應也有不同。在個人自由與集體和全社會的生命權、健康權保障之間進行何種判斷及取舍，必然影響生命權和健康權保障的結果。
三、結語：關于疫情防控中生命權保障的基本共識
尋找新冠病毒來源，研發(fā)病毒疫苗是科學家的職責，而探尋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回擊和阻斷“政治病毒”的傳播，是人權研究者責無旁貸的使命。在本次會議發(fā)言中，各位專家學者獻言獻智、集思廣益，從不同角度為更好推動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貢獻了真知灼見。
第一，“生命至上”理念可從不同維度闡明。程志敏教授從哲學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了生命的本體論意義和社會性。韓大元教授和李忠夏教授則基于生命權作為憲法基本權利的視角來進行論證。何志鵬教授從權利沖突的角度，論述“尊重生命和健康”的優(yōu)先地位。卓澤淵教授則從疫情防控的目的出發(fā)，論述生命權的意義。張永和教授基于理性對生命認知兩個體系的通約，來探討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人性和生命。齊延平教授從生命權的法理論證出發(fā)，指出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生命權主張的正當性需要建立在規(guī)范邏輯融洽基礎之上。
第二，生命權所具有的復合意義。皮特·佩維雷利教授從不同文化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了瑞典與中國之間對于生命價值的不同取向。何志鵬教授認為生命權在自然權利理論之下，存在一定誤區(qū)。韓大元教授則從“自由權”與“社會權”的二分法出發(fā)，進行論證。齊延平教授認為，在抗擊疫情理論研討中，顯然首要、主要側重的是狹義的人的生命的救治。常健教授認為，生命權在積極意義上就是“生存權”。張晗博士認為，生命權與生存權之間存在一定的“鴻溝”。
第三，弱勢群體需要多元化的保護?？死锼沟侔?middot;梅斯特教授基于弱勢群體抵御侵犯能力的短板，揭示了新冠疫情下對弱勢群體法律保護的困境。張永和教授基于人人生命平等的理念，反對按照弱者與強者的分類進行排序。常健教授則從資源供給的角度，論述了對弱勢群體保護。卓澤淵教授基于生命的社會聯結，指出每一個人的生命權都不是可以任意行使或者享有的。齊延平教授則認為對于弱勢群體的保護，不可與特定社會條件的相互支持相孤立。
第四，審慎應對防疫措施的態(tài)度。多元化的社會為我們審視問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穆罕默德·拉辛先生認為疫情防控政策不僅取決于價值排序和我們對疫情的認知，還取決于各國具體的環(huán)境。賈亞納斯·科隆貝格先生則從政府和生命權之間的關系，來探討斯里蘭卡政府的防疫措施。李忠夏教授和錢錦宇教授分別從風險社會與城市治理的角度，對防疫措施中生命權的保障進行了研究。柳華文教授則從科學與法律相結合的角度，系統(tǒng)闡述了如何保障民眾的生命健康權。常健教授認為，需要基于三種路徑解決重大疫情下生命權的沖突：基于規(guī)則的路徑可以提供各種權利和利益的優(yōu)先排序，基于資源的路徑可以為消解這些沖突提供所需的資源條件，基于機制的路徑可以為顧全各種權利和利益保障提供整合方案。齊延平教授認為現實的生命權主張的正當性并不在于其抽象的先驗性、絕對性和優(yōu)先性，而在于其與特定社會條件的相互支持中所產生的合理可接受性，以及法律框架內的邏輯自洽性。
此次會議僅僅從生命權保障出發(fā)，就引發(fā)了諸多思考。而這些思考無論是對于理論還是實踐，都具有重要的價值。疫情還沒有結束，對生命的思考也不會結束，在這全人類共度時艱的時刻，仍需要攜手抗疫，疫情防控中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思考。而本系列會議的討論也才僅僅“拉開帷幕”，接下來的研討會必將為學界帶來更深刻、更精彩的討論。
?。◤堦?，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專業(yè)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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