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主辦的“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權觀比較”國際視頻研討會于2020年5月30日成功召開。此次會議以全球新冠疫情的防控為背景，主要圍繞人權價值觀問題進行了交流與研討。中國學者分享了在疫情防控中中國人權價值觀的觀念指導與實踐經驗，來自各國的專家也分享了在疫情防控中的人權價值觀，展示了不同國家與地區(qū)人權保障的現狀，交流了人權保護實踐中的問題與對策。在不同觀點的碰撞和多方對話的交流中，此次會議倡導各國形成人類衛(wèi)生健康共同體意識，促進集體團結和國際合作，共同為全球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做出貢獻。
關鍵詞：人權價值觀 疫情防控 東西方
2020年5月30日，“全球疫情防控與人權保障”系列國際研討會的第四場會議“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權觀比較”國際研討會成功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權研究會指導、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與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主辦。來自聯(lián)合國、歐洲、亞洲、非洲的專家共同分享經驗智識，就疫情防控中東西方人權價值觀議題進行對話。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院長汪習根教授主持開幕式，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副校長許曉東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辭。奧中友協(xié)常務副主席、奧地利中國及東南亞問題研究所所長、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格爾德·卡明斯基教授，巴基斯坦參議院（議會上院）外事委員會主席、巴中友好協(xié)會主席穆沙希德·侯賽因·賽義德先生，以及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韓大元教授、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張永和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偉教授，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教授等來自聯(lián)合國人權高專辦、聯(lián)合國人權高專辦駐幾內亞辦事處、奧地利、荷蘭、英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qū)的40余名著名人權專家、官員參加了會議研討。
以“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權觀比較”為主題的國際視頻研討會旨在通過分享世界各個國家與地區(qū)的疫情防控經驗以及關于中西方人權價值觀的研討和交流，來進一步促進各國在抗擊疫情中的團結與集體合作。本次研討會以全球疫情防控為背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衛(wèi)生健康共同體理念為引領，從東西方人權價值觀對話的理論視角出發(fā)，深入研討疫情防控過程中人權保障具體實踐的經驗與問題，為抗擊新冠疫情的國際合作、國際交流與人類人權事業(yè)貢獻能量，具有顯著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本次會議的學術特色
本次會議圍繞“人權價值觀與抗擊新冠疫情”“人權保障與抗擊新冠疫情”“人權文化多樣性與團結合作抗擊疫情”等議題展開。各國專家學者對中西方人權價值觀念進行了展示與剖析，對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實踐、人權文化的差異、國際合作與交流等問題進行分析、展望和倡議。本次研討會展現出的學術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各國學者進行了理性、平等、和平的學術對話。本次研討會本著和平理性的學術精神，平等友好地進行了學術交流，與會學者們認真聆聽彼此的觀點。這次研討會不僅是各個國家對于新冠疫情這一特殊時期中人權價值觀的比較交流，更是世界人權事業(yè)發(fā)展中一個結合實踐與理論進行匯聚的重要節(jié)點。
第二，本次研討會以全球新冠疫情防控為背景?，F在全球正處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之下，世界各地學者以此次新冠疫情為契機，分析、探討了新冠疫情下所凸顯的人權保障問題，不僅為持續(xù)中的新冠疫情防控貢獻能量，并且由此及彼，對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未來方向進行展望。與會學者客觀地肯定了各國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分享了各國在新冠疫情中的經驗智識，指出了需要共同合作進步的空間，為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建言獻策。
第三，交流的同時尊重人權文化多樣性。各個國家人民對于人權的觀念都不是外界賦予的，而是在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歷史進程中，受地域、語言、習俗、環(huán)境、經濟等背景條件影響孕育而形成的。在依然艱巨的抗疫任務面前，學者、專家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流，既有助于尊重彼此的人權觀念，更有助于理解并且學習多元的人權文化。多樣性的文化與價值觀在人權理論與實踐中交鋒，是世界人權事業(yè)生機蓬勃的體現。
二、中西方人權價值觀念的碰撞與融合
本次新冠疫情中，中西方對于疫情防控的具體政策、舉措以及產生的社會影響與評價都體現著不同人權價值觀。除了人權價值觀念存在差異外，在疫情防控中，時常會產生具體人權價值、具體權利之間的碰撞與沖突。權利產生沖突的本質是價值之間的沖突，對不同利益的選擇保護體現著不同國家的價值取向和人權觀念。不同國家對于人權內容的具體理解有差異，各個國家憲法對人權價值的保護內容與形式也各有千秋，但是不論是哪一種價值取向，都應當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ㄒ唬┚唧w權利產生沖突時的選擇
韓大元教授針對生命權與自由權的沖突與價值整合的主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生命是尊嚴的基礎，生命中已融入尊嚴價值，保護生命實際上保護著人的尊嚴。同時，他倡導通過這次疫情，西方國家重新認識文化的多元主義，對非西方國家處理社會與個人關系的制度，以及團體主義價值進行深思，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安全與基本權利限制的比例原則等。生命與自由同等重要，在二者無法平衡時，只能選擇生命作為優(yōu)先的價值，并以比例原則尋求合理的道德基礎。
在疫情防控中，在為了控制疫情而采取的舉措中，部分政府會對個人進行位置跟蹤，而這一舉措受到了奧地利克萊姆斯多瑙大學教授、前歐洲人權法院法官伊麗莎白·斯坦納博士的質疑。她引用了《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關于隱私權的規(guī)定，認為如果一項舉措違背了此條的相關精神，則在確定該舉措是否應當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付諸實行前，歐洲人權法院應審查這一舉措是否出于必要、是否符合其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需要在相互沖突的利益或者目標之間進行權衡。如果要采用這一有可能侵犯公民隱私權的跟蹤舉措，各國政府必須證明，采取比位置跟蹤侵犯性更小的舉措無法實現同樣的目標。否則，他們就不應當采用這些技術手段，因為這些手段不符合比例原則。“事實上，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是當局要人們在隱私和健康之間做出二選一的選擇。不過，這實際上是一個偽選擇題，因為我們可以、而且也應該同時享有隱私和健康”。
?。ǘ┎煌瑖胰藱鄡r值觀的沖突
在新冠疫情中，不同國家之間人權價值觀存在差異，應對疫情的做法不盡相同是正常的，但是一些國家不能很好地尊重其他國家的人權價值觀，甚至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污名化。格爾德·卡明斯基教授回顧了中國近代以來遭受國際社會歧視與權利被侵害的歷史事實，以及中國在實踐西方制定的國際法的過程中遭遇的種種不公平待遇與不幸。他表示，一些對中國區(qū)別對待、污名化的不公平、丑陋行徑實質上來自于對中國經濟和中國人的恐懼。通過回顧“中國黃禍”的歷史和對中國的污名借古諷今，他批判如今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創(chuàng)造的“中國病毒”和“武漢病毒”的說法，認為這類說法實質是種族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魉够淌谶€表示，某些國家在新冠疫情期間向中國鼓吹人權的同時，又對中國人民的人權進行著侵擾，這些都是對中國的不尊重，對中國人民權利的侵犯。
針對美國密蘇里州、密西西比州等針對中國提起的關于疫情的法律訴訟，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法政治學教授亞歷山大·諾普斯和烏得勒支大學跨文化法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跨文化人權中心主任湯姆·茲瓦特在發(fā)言中進行了分析。他們表示，密蘇里州對中國和多家中國實體提起的訴訟不太可能勝訴。其理由包括：首先，密蘇里州似乎缺乏提起訴訟的資格，這很可能被認為是一個不可審判的政治問題；其次，中國及其機構在美國法院享有豁免權，國家行為主義原則是訴訟的障礙；最后，中國可能會成功援引不可抗力抗辯。這起案件標志著美國各州總檢察長日益增長的聯(lián)邦主義、激進主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密蘇里州總檢察長的目標可能是確保該訴訟在民意法庭而不是法院取得勝利。中國對于此案沒有進行過回應，亞歷山大教授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鑒于在美國對抗性的法律文化中，不抗辯法律主張被普遍視為接受，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批評密蘇里州的申訴將會有所幫助。
（三）新冠疫情間接減少人權侵犯
杜倫大學湯姆·布魯克（Thom Brook）教授表示，氣候變化是非常嚴重的全球性問題，會使各國面臨著海平面上升、干旱風險增加等通常被視為人權侵犯的威脅。他提出，如果交通確實有所改變，那么這場可怕的疫情危機可能會同時促成有史以來最大程度的碳排放量減少。湯姆教授認為，這一改變意義重大，病毒的產生的間接效果之一是可能會減少由氣候變化造成的人權侵犯事件的發(fā)生。自疫情暴發(fā)流行以來，人們花費更多精力去保護地球，緩和了對自然的影響，也將會減少相關的危害，這應會成為疫情暴發(fā)的遺留影響。另一遺留影響則是，通過封鎖人類生活的社區(qū)，使得人類更加尊重與自然的關系。
三、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實踐與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對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威脅，也對各國政府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除此之外，疫情防控中出現的問題也引發(fā)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各國實踐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教授對中國在抗擊疫情過程中所體現的人權保障進行了列舉，例如疫情防控中對生命健康權保障，中國將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置于優(yōu)先地位，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阻斷病毒傳播，將感染率和病死率壓到最低限度；再如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權的平等保障方面，中國政府為了解決由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生命健康權平等保障的困境，迅速調集全國資源，在短時間內轉變了資源短缺的局面，實現了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面對大規(guī)模收治難題，中國政府全力開展“床位擴容”。在疫情重災區(qū)武漢，在短短10天中先后完成各可容納1000多張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兩座傳染病?？漆t(yī)院的建設并投入使用。為了實現對人權的保護，各項方式之間也進行了合理的協(xié)調，例如，為了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及時恢復經濟、保障工作權，中國實施了分區(qū)分級精準防控策略；為了兼顧防疫和恢復經濟所需要的人員流動，中國還采取了“健康碼”管理機制，對綠碼、黃碼、紅碼分別進行管理；中國高度重視對公民的疫情知情權的保障，為了防止出現不必要的恐慌和醫(yī)療資源擠兌，相關部門根據對疫情認識的不斷發(fā)展依法向醫(yī)療機構和社會公眾分階段發(fā)布信息。
維也納大學教授、路德維希·博爾茲曼人權研究所主任邁克爾·萊桑德·弗雷穆思先生對奧地利和德國在新冠病毒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做法進行了介紹，他表示生命權和健康權是很重要的人權，經濟方面也是需要考慮的部分。奧地利在疫情開始后的反應是比較迅速的，采取了很多措施，如禁止公共生活、關閉學校、實施邊境管制、禁止商業(yè)場所營業(yè)，禁止跨國鐵路交通等等。最終，只剩下醫(yī)院、藥店和零售日常用品的商店還可以正常運行。復活節(jié)之后一部分限制措施放松，比如有些市場、商店可以營業(yè)，五月份后廢除進入公共場所的禁令，但是還是要求人與人之間保持一米的距離并且戴上口罩。德國同樣也采取了限制措施，與奧地利相比來說，不太一樣的是民眾活動沒有進行嚴格的限制。德國比較注重限制不在同一個居住空間里的人的相互接觸，要求保持安全距離。社交距離和戴口罩均是基本的規(guī)定。德國之所以逐漸放松管制，是因為德國很多公眾抗議，大多數民眾對于防疫措施持反對態(tài)度。邁克爾先生還提出，人權包含著不同的價值觀，有一些國家側重于經濟發(fā)展，有些國家側重于保護經濟安全，還有一些國家特別相信科學的力量。不同的國家采取的不同方式，反映了國家對個人的不同考慮以及對于國家的作用的不同理解，但歐洲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基于人權保護所制定的。
英國杜倫大學法學院中國法律和政策中心主任杜明教授對英國在疫情防控中的政府行為進行了評述。自從2020年新冠病毒法案匆忙通過以來，英國授予政府的權力是模糊而廣泛的，法律解釋不一致導致執(zhí)法非常的隨意。警方和公眾對什么是允許的，什么是禁止的十分困惑，這導致警方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英國有著優(yōu)秀的法治和保障人權的傳統(tǒng)，但是目前英國暫時的措施沒有達到國際標準的預期目標，英國政府正面臨著對封鎖進行司法審查的挑戰(zhàn)。杜明教授結合國際衛(wèi)生條例提出自己的幾個觀點，第一，法律應該明確和闡釋清楚，避免隨意使用；第二，各國在處理公共衛(wèi)生風險時所采取的措施必須有科學依據，與所涉風險相適應，以人權為基礎；第三，各國不應該采取傷害人民的不必要措施，也不應阻止各國向國際公共衛(wèi)生當局報告新的危險。另外，以公共衛(wèi)生的名義限制人權應當遵循的準則是：依法規(guī)定和執(zhí)行；指向普遍關心的合理目標；實現目標的嚴格要求；可用于實現目標侵入性最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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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博士喬聰睿注意到了多國政府通過限制人際交往和人群聚集等方式減緩受感染群體增長的抗疫政策，這些政策促使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廣泛、更深刻地認識到政府責任問題的重要性。關于在何種情況下，國家的行政行為構成對公民或法人合法權益的侵犯、并應當提供相應賠償，喬聰睿博士認為，認定政府行為責任的關鍵因素與普通侵權索賠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某些因素是普通侵權索賠中沒有而認定政府責任中特有的，在不同的法律體系中當事人勝訴的可能性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對于申請人，在歐洲國家舉證來認定政府責任比在普通法系國家更容易。除了對政府違反法定職責的理論判斷外，荷蘭、德國和法國的法院也會考慮政府行為造成申請人受到損害的性質和程度，考慮這種損害是否超過了公共負擔平等分擔的程度，是否構成了異常犧牲，以及存疑的政府行為是否與對政府保護民眾免受不利的普遍預期相矛盾。即使政府行為被證明是合法的，受害的一方仍然有權根據這些考量來申請（部分）補償或賠償。這樣，受害一方民眾的權利受到侵害時的權利就會更加有保障。
人權內容除了生命權、健康權之外，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也不容忽視。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跨學科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克里斯蒂娜·賓德教授從國際人權的視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選舉活動。她認為，國家有義務遏制疫情蔓延，也有義務保護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權，但這與公民政治參與權（包括與之相關的言論、集會和活動自由）的實現相抵觸。具體而言，我們能從國際人權法中得到何種指導？有人認為，盡管國際人權標準給國家留有一定自主決定的空間，但也同時限制了國家行為。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個人隱私，只要是合法的，都應該得到保護，也要進行平衡，恰當的限制。同時，疫情的風險下降后，要重新看這些跟蹤措施是否是正當的、合法的、適當的。
關鍵詞：人權價值觀 疫情防控 東西方
2020年5月30日，“全球疫情防控與人權保障”系列國際研討會的第四場會議“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權觀比較”國際研討會成功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人權研究會指導、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與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主辦。來自聯(lián)合國、歐洲、亞洲、非洲的專家共同分享經驗智識，就疫情防控中東西方人權價值觀議題進行對話。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院長汪習根教授主持開幕式，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校長付子堂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副校長許曉東教授在開幕式上致辭。奧中友協(xié)常務副主席、奧地利中國及東南亞問題研究所所長、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歐洲研究中心主任格爾德·卡明斯基教授，巴基斯坦參議院（議會上院）外事委員會主席、巴中友好協(xié)會主席穆沙希德·侯賽因·賽義德先生，以及中國人民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韓大元教授、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張永和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張偉教授，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教授等來自聯(lián)合國人權高專辦、聯(lián)合國人權高專辦駐幾內亞辦事處、奧地利、荷蘭、英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qū)的40余名著名人權專家、官員參加了會議研討。
以“疫情防控中的中西方人權觀比較”為主題的國際視頻研討會旨在通過分享世界各個國家與地區(qū)的疫情防控經驗以及關于中西方人權價值觀的研討和交流，來進一步促進各國在抗擊疫情中的團結與集體合作。本次研討會以全球疫情防控為背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人類衛(wèi)生健康共同體理念為引領，從東西方人權價值觀對話的理論視角出發(fā)，深入研討疫情防控過程中人權保障具體實踐的經驗與問題，為抗擊新冠疫情的國際合作、國際交流與人類人權事業(yè)貢獻能量，具有顯著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本次會議的學術特色
本次會議圍繞“人權價值觀與抗擊新冠疫情”“人權保障與抗擊新冠疫情”“人權文化多樣性與團結合作抗擊疫情”等議題展開。各國專家學者對中西方人權價值觀念進行了展示與剖析，對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實踐、人權文化的差異、國際合作與交流等問題進行分析、展望和倡議。本次研討會展現出的學術特色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各國學者進行了理性、平等、和平的學術對話。本次研討會本著和平理性的學術精神，平等友好地進行了學術交流，與會學者們認真聆聽彼此的觀點。這次研討會不僅是各個國家對于新冠疫情這一特殊時期中人權價值觀的比較交流，更是世界人權事業(yè)發(fā)展中一個結合實踐與理論進行匯聚的重要節(jié)點。
第二，本次研討會以全球新冠疫情防控為背景?，F在全球正處在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之下，世界各地學者以此次新冠疫情為契機，分析、探討了新冠疫情下所凸顯的人權保障問題，不僅為持續(xù)中的新冠疫情防控貢獻能量，并且由此及彼，對人權事業(yè)發(fā)展的未來方向進行展望。與會學者客觀地肯定了各國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方面的進步，分享了各國在新冠疫情中的經驗智識，指出了需要共同合作進步的空間，為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人權保障建言獻策。
第三，交流的同時尊重人權文化多樣性。各個國家人民對于人權的觀念都不是外界賦予的，而是在各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歷史進程中，受地域、語言、習俗、環(huán)境、經濟等背景條件影響孕育而形成的。在依然艱巨的抗疫任務面前，學者、專家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流，既有助于尊重彼此的人權觀念，更有助于理解并且學習多元的人權文化。多樣性的文化與價值觀在人權理論與實踐中交鋒，是世界人權事業(yè)生機蓬勃的體現。
二、中西方人權價值觀念的碰撞與融合
本次新冠疫情中，中西方對于疫情防控的具體政策、舉措以及產生的社會影響與評價都體現著不同人權價值觀。除了人權價值觀念存在差異外，在疫情防控中，時常會產生具體人權價值、具體權利之間的碰撞與沖突。權利產生沖突的本質是價值之間的沖突，對不同利益的選擇保護體現著不同國家的價值取向和人權觀念。不同國家對于人權內容的具體理解有差異，各個國家憲法對人權價值的保護內容與形式也各有千秋，但是不論是哪一種價值取向，都應當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ㄒ唬┚唧w權利產生沖突時的選擇
韓大元教授針對生命權與自由權的沖突與價值整合的主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生命是尊嚴的基礎，生命中已融入尊嚴價值，保護生命實際上保護著人的尊嚴。同時，他倡導通過這次疫情，西方國家重新認識文化的多元主義，對非西方國家處理社會與個人關系的制度，以及團體主義價值進行深思，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國家安全與基本權利限制的比例原則等。生命與自由同等重要，在二者無法平衡時，只能選擇生命作為優(yōu)先的價值，并以比例原則尋求合理的道德基礎。
在疫情防控中，在為了控制疫情而采取的舉措中，部分政府會對個人進行位置跟蹤，而這一舉措受到了奧地利克萊姆斯多瑙大學教授、前歐洲人權法院法官伊麗莎白·斯坦納博士的質疑。她引用了《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關于隱私權的規(guī)定，認為如果一項舉措違背了此條的相關精神，則在確定該舉措是否應當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付諸實行前，歐洲人權法院應審查這一舉措是否出于必要、是否符合其所要達到的目標。這就需要在相互沖突的利益或者目標之間進行權衡。如果要采用這一有可能侵犯公民隱私權的跟蹤舉措，各國政府必須證明，采取比位置跟蹤侵犯性更小的舉措無法實現同樣的目標。否則，他們就不應當采用這些技術手段，因為這些手段不符合比例原則。“事實上，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是當局要人們在隱私和健康之間做出二選一的選擇。不過，這實際上是一個偽選擇題，因為我們可以、而且也應該同時享有隱私和健康”。
?。ǘ┎煌瑖胰藱鄡r值觀的沖突
在新冠疫情中，不同國家之間人權價值觀存在差異，應對疫情的做法不盡相同是正常的，但是一些國家不能很好地尊重其他國家的人權價值觀，甚至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污名化。格爾德·卡明斯基教授回顧了中國近代以來遭受國際社會歧視與權利被侵害的歷史事實，以及中國在實踐西方制定的國際法的過程中遭遇的種種不公平待遇與不幸。他表示，一些對中國區(qū)別對待、污名化的不公平、丑陋行徑實質上來自于對中國經濟和中國人的恐懼。通過回顧“中國黃禍”的歷史和對中國的污名借古諷今，他批判如今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創(chuàng)造的“中國病毒”和“武漢病毒”的說法，認為這類說法實質是種族主義與白人至上主義?？魉够淌谶€表示，某些國家在新冠疫情期間向中國鼓吹人權的同時，又對中國人民的人權進行著侵擾，這些都是對中國的不尊重，對中國人民權利的侵犯。
針對美國密蘇里州、密西西比州等針對中國提起的關于疫情的法律訴訟，阿姆斯特丹大學國際法政治學教授亞歷山大·諾普斯和烏得勒支大學跨文化法教授、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跨文化人權中心主任湯姆·茲瓦特在發(fā)言中進行了分析。他們表示，密蘇里州對中國和多家中國實體提起的訴訟不太可能勝訴。其理由包括：首先，密蘇里州似乎缺乏提起訴訟的資格，這很可能被認為是一個不可審判的政治問題；其次，中國及其機構在美國法院享有豁免權，國家行為主義原則是訴訟的障礙；最后，中國可能會成功援引不可抗力抗辯。這起案件標志著美國各州總檢察長日益增長的聯(lián)邦主義、激進主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密蘇里州總檢察長的目標可能是確保該訴訟在民意法庭而不是法院取得勝利。中國對于此案沒有進行過回應，亞歷山大教授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鑒于在美國對抗性的法律文化中，不抗辯法律主張被普遍視為接受，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批評密蘇里州的申訴將會有所幫助。
（三）新冠疫情間接減少人權侵犯
杜倫大學湯姆·布魯克（Thom Brook）教授表示，氣候變化是非常嚴重的全球性問題，會使各國面臨著海平面上升、干旱風險增加等通常被視為人權侵犯的威脅。他提出，如果交通確實有所改變，那么這場可怕的疫情危機可能會同時促成有史以來最大程度的碳排放量減少。湯姆教授認為，這一改變意義重大，病毒的產生的間接效果之一是可能會減少由氣候變化造成的人權侵犯事件的發(fā)生。自疫情暴發(fā)流行以來，人們花費更多精力去保護地球，緩和了對自然的影響，也將會減少相關的危害，這應會成為疫情暴發(fā)的遺留影響。另一遺留影響則是，通過封鎖人類生活的社區(qū)，使得人類更加尊重與自然的關系。
三、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實踐與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對世界各國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威脅，也對各國政府如何有效地保障人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zhàn)。除此之外，疫情防控中出現的問題也引發(fā)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疫情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各國實踐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教授對中國在抗擊疫情過程中所體現的人權保障進行了列舉，例如疫情防控中對生命健康權保障，中國將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置于優(yōu)先地位，實施嚴格的防控措施阻斷病毒傳播，將感染率和病死率壓到最低限度；再如疫情防控中生命健康權的平等保障方面，中國政府為了解決由資源稀缺所導致的生命健康權平等保障的困境，迅速調集全國資源，在短時間內轉變了資源短缺的局面，實現了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面對大規(guī)模收治難題，中國政府全力開展“床位擴容”。在疫情重災區(qū)武漢，在短短10天中先后完成各可容納1000多張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兩座傳染病?？漆t(yī)院的建設并投入使用。為了實現對人權的保護，各項方式之間也進行了合理的協(xié)調，例如，為了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及時恢復經濟、保障工作權，中國實施了分區(qū)分級精準防控策略；為了兼顧防疫和恢復經濟所需要的人員流動，中國還采取了“健康碼”管理機制，對綠碼、黃碼、紅碼分別進行管理；中國高度重視對公民的疫情知情權的保障，為了防止出現不必要的恐慌和醫(yī)療資源擠兌，相關部門根據對疫情認識的不斷發(fā)展依法向醫(yī)療機構和社會公眾分階段發(fā)布信息。
維也納大學教授、路德維希·博爾茲曼人權研究所主任邁克爾·萊桑德·弗雷穆思先生對奧地利和德國在新冠病毒防控中人權保障的做法進行了介紹，他表示生命權和健康權是很重要的人權，經濟方面也是需要考慮的部分。奧地利在疫情開始后的反應是比較迅速的，采取了很多措施，如禁止公共生活、關閉學校、實施邊境管制、禁止商業(yè)場所營業(yè)，禁止跨國鐵路交通等等。最終，只剩下醫(yī)院、藥店和零售日常用品的商店還可以正常運行。復活節(jié)之后一部分限制措施放松，比如有些市場、商店可以營業(yè)，五月份后廢除進入公共場所的禁令，但是還是要求人與人之間保持一米的距離并且戴上口罩。德國同樣也采取了限制措施，與奧地利相比來說，不太一樣的是民眾活動沒有進行嚴格的限制。德國比較注重限制不在同一個居住空間里的人的相互接觸，要求保持安全距離。社交距離和戴口罩均是基本的規(guī)定。德國之所以逐漸放松管制，是因為德國很多公眾抗議，大多數民眾對于防疫措施持反對態(tài)度。邁克爾先生還提出，人權包含著不同的價值觀，有一些國家側重于經濟發(fā)展，有些國家側重于保護經濟安全，還有一些國家特別相信科學的力量。不同的國家采取的不同方式，反映了國家對個人的不同考慮以及對于國家的作用的不同理解，但歐洲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基于人權保護所制定的。
英國杜倫大學法學院中國法律和政策中心主任杜明教授對英國在疫情防控中的政府行為進行了評述。自從2020年新冠病毒法案匆忙通過以來，英國授予政府的權力是模糊而廣泛的，法律解釋不一致導致執(zhí)法非常的隨意。警方和公眾對什么是允許的，什么是禁止的十分困惑，這導致警方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系。英國有著優(yōu)秀的法治和保障人權的傳統(tǒng)，但是目前英國暫時的措施沒有達到國際標準的預期目標，英國政府正面臨著對封鎖進行司法審查的挑戰(zhàn)。杜明教授結合國際衛(wèi)生條例提出自己的幾個觀點，第一，法律應該明確和闡釋清楚，避免隨意使用；第二，各國在處理公共衛(wèi)生風險時所采取的措施必須有科學依據，與所涉風險相適應，以人權為基礎；第三，各國不應該采取傷害人民的不必要措施，也不應阻止各國向國際公共衛(wèi)生當局報告新的危險。另外，以公共衛(wèi)生的名義限制人權應當遵循的準則是：依法規(guī)定和執(zhí)行；指向普遍關心的合理目標；實現目標的嚴格要求；可用于實現目標侵入性最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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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博士喬聰睿注意到了多國政府通過限制人際交往和人群聚集等方式減緩受感染群體增長的抗疫政策，這些政策促使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廣泛、更深刻地認識到政府責任問題的重要性。關于在何種情況下，國家的行政行為構成對公民或法人合法權益的侵犯、并應當提供相應賠償，喬聰睿博士認為，認定政府行為責任的關鍵因素與普通侵權索賠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時，某些因素是普通侵權索賠中沒有而認定政府責任中特有的，在不同的法律體系中當事人勝訴的可能性有所不同。一般來說，對于申請人，在歐洲國家舉證來認定政府責任比在普通法系國家更容易。除了對政府違反法定職責的理論判斷外，荷蘭、德國和法國的法院也會考慮政府行為造成申請人受到損害的性質和程度，考慮這種損害是否超過了公共負擔平等分擔的程度，是否構成了異常犧牲，以及存疑的政府行為是否與對政府保護民眾免受不利的普遍預期相矛盾。即使政府行為被證明是合法的，受害的一方仍然有權根據這些考量來申請（部分）補償或賠償。這樣，受害一方民眾的權利受到侵害時的權利就會更加有保障。
人權內容除了生命權、健康權之外，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也不容忽視。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跨學科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克里斯蒂娜·賓德教授從國際人權的視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選舉活動。她認為，國家有義務遏制疫情蔓延，也有義務保護公民的生命和健康權，但這與公民政治參與權（包括與之相關的言論、集會和活動自由）的實現相抵觸。具體而言，我們能從國際人權法中得到何種指導？有人認為，盡管國際人權標準給國家留有一定自主決定的空間，但也同時限制了國家行為。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個人隱私，只要是合法的，都應該得到保護，也要進行平衡，恰當的限制。同時，疫情的風險下降后，要重新看這些跟蹤措施是否是正當的、合法的、適當的。
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過程中，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治理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何士青教授以疫情防控為范例，對基層善治與人權保障之間的聯(lián)系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何教授表示，疫情防控使社會的正常秩序被打破，使人權保障受到挑戰(zhàn)，基層群眾的健康權、基本生活水準權等基本人權都需要得到保障，不能為了疫情防控而作出過度妨礙他人權利的違法行為，這就需要基層治理發(fā)揮出價值，達到基層善治。要以此次疫情防控為契機推進基層治理創(chuàng)新，增強基層風險管理能力，將保障基層人員的生存權、發(fā)展權放在首位。疫情防控中的基層治理則要聚焦于健康權、基本生活水準權的保障，同時注重基層人員對基層公共事務的參與權、監(jiān)督權等其他權利的實現。要以中國特色的人權理念為思想指南，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以人權理念引領基層善治、以基層善治推進人權實現。
四、各國防控中人權文化的差異與特點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李云龍教授對不同的人權文化淵源和生命權成為基本人權的歷史演進歷程進行了總結。中國古代素有“重生”“貴生”傳統(tǒng)，認為天地之間“人命最重”“壽為最善”。孟子認為，愛護生命是人天生的本性。如果有人忽然看見一個小孩要掉進井里面去了，必然會產生惻隱之心，把他拉住。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稱揚人的價值，認為人是一切存在的中心，是一切價值的終極來源。人使一切存在具有了意義，規(guī)定了其他存在物的價值。作為一個種類，人高居于一切生物之上，具有任何生物都不具備的尊嚴和價值。后世的歐洲啟蒙思想家更進一步認為，人是最高目的，不能僅僅被當作手段看待。每一個人都有維護生命的權利，生命權是第一位的人權。美國《獨立宣言》認為生命權是造物主賦予的不可轉讓的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這些重視生命的價值觀念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生命權成為基本人權?！妒澜缛藱嘈浴贰豆駲嗬驼螜嗬麌H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都對生命權的有相應規(guī)定。毫無疑問，在21世紀的今天，重視生命、保護生命和維護健康是所有國家和人民共同持有的信念。
尼泊爾最高法院法官哈里·普亞爾以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關于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中處理人權問題的指南為標準，有針對性地分析了尼泊爾在新冠疫情中處理人權問題的實際情況?！赌岵礌枒椃ā穼⒔】禉嘁暈榛緳嗬?，并確保人民免費獲得國家基本衛(wèi)生服務的權利，以及平等獲得緊急衛(wèi)生服務的權利。在疫情防控期間，為監(jiān)測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人權問題，尼泊爾建立了一個高級非政府網絡，包括國家人權委員會、尼泊爾律師協(xié)會、尼泊爾記者聯(lián)合會和尼泊爾非政府組織聯(lián)合會。在確保將人權作為新冠肺炎疫情緊急應對的核心的過程中，尼泊爾最高法院發(fā)揮了積極主動的作用。在外來工人的權利方面，尼泊爾最高法院履行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規(guī)定的國際義務，尊重并承認外來工人的回返權。在公民的生命健康權方面，尼泊爾最高法院發(fā)布了臨時指令，以盡可能增加聚合酶鏈反應（PCR）測試，從而應對疫情并保障尼泊爾公民的生命權。為了確保弱勢工人的食物權，尼泊爾最高法院發(fā)布了一項臨時指令，進一步表示居住權和身份證件不是獲得救濟的必要條件。
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柯嵐教授通過列舉中國醫(yī)護人員在新冠疫情中的種種貢獻，深刻詮釋了醫(yī)者仁心與中國人權文化中的善觀念。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如何，需要從多個角度去理解和評判。當代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表明，個人主義的人權觀存在缺陷，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在現代提出的實質人權觀，或與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哲學相通。中國儒家哲學始終把弱勢群體視為社會共同體應當首先關照的對象，在儒家哲學的理想社會中，老幼鰥寡孤獨廢疾必須能過上幸福的生活。假如他們的幸福被犧牲了，無論其他的群體有多么優(yōu)厚的福利，這樣的社會都不是值得追求的。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中國的醫(yī)生群體用他們的行動實踐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仁愛哲學。傳統(tǒng)文化對醫(yī)者的影響是非常深厚的，到了應對危機的非常時期，傳統(tǒng)文化對醫(yī)者群體的影響就會很自然地迸發(fā)出來，成為他們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中國的疫情防控付出了很多人短期犧牲自由的代價，也付出了GDP短期不能增長的代價，但是我們的社會保護了老幼和貧弱的群體，堅守了中國文化中原初的善的追求，這就是我們的收獲。
李云龍教授通過列舉的方法對世界各國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體現出的生命價值觀差異進行了比較，并且總結了不同生命價值觀的特點。第一種生命價值觀的特點是堅持生命至上，努力拯救每一條生命。這種生命價值觀表現在抗疫措施中，就是采取全面隔離+全力救治的策略。第二種生命價值觀的特點是聚焦整體，犧牲一部分人的生命，換取絕大多數人的生命安全。這在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中就表現為群體免疫策略。第三種生命價值觀的特點是重視保護生命的經濟成本，力求在拯救生命與維持經濟正常運行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不同生命價值觀指導下的疫情應對方式產生了三種明顯不同的結果。不難看出，第一種生命價值觀在當前疫情防控的效果上是最好的，以生命優(yōu)先、生命至上為指導原則的中國抗疫行動，已經全面勝利，控制住了疫情。
五、疫情防控中的集體團結與國際合作
在2020年5月舉辦的“兩會”記者會上，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王毅表示，這場疫情給我們帶來的最大啟示是：各國人民的生命健康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休戚與共、緊密相連；我們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意識到，各國生活在一個地球村，人類實際上是一個命運共同體。病毒不分國界和種族，對全人類發(fā)起挑戰(zhàn)。政治操弄只會給病毒以可乘之機，以鄰為壑只能被病毒各個擊破，無視科學只會讓病毒乘虛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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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疫情防控中的人權被利用為政治工具的現象，穆沙希德·侯賽因·賽義德先生表示，新冠病毒是很大的一個人權危機。病毒是無國界的，它不分宗教、人種、階級，橫掃全世界的所有國家，任何想把新冠病毒人權化而指責別人不作為的做法都是錯誤的。他明確譴責了特朗普對中國的污名化行為。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與大多數西方國家相比，對于新冠病毒的防控要成功得多，中國應對疫情的經驗是非常值得分享的。中國為許多國家都送去了醫(yī)療資源，如果中國可以生產疫苗，一定會跟全世界進行分享，目前非洲的一些國家，應對新冠還是很困難。最先進的國家也沒有辦法獨善其身掌控新冠病毒，而美國的一些政治勢力正在綁架中美關系，并且把兩國推向冷戰(zhàn)的邊緣。因此現在不是把病毒政治化的時候，現在是應該攜手共進的時候，各國必須攜手應對新冠病毒。
（二）交流與協(xié)作方為破解新冠疫情之良方
聯(lián)合國人權高專辦駐幾內亞代表帕特里斯·瓦哈德博士、聯(lián)合國人權高專辦官員什亞米·普維瑪納辛河博士和瓦拉達雷斯·瓦斯康塞洛斯·內托迭戈博士在聯(lián)合發(fā)言中發(fā)出呼吁，人類應當以對新冠肺炎的響應為契機，恢復日漸衰退的人類團結，并堅持以人為本的國際合作。發(fā)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根據這項權利，每個人和所有人民都有權參與、促進和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fā)展，藉此充分實現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而對新冠肺炎的響應是捍衛(wèi)發(fā)展權的機會。在目前的新冠肺炎背景下，仇外情緒蔓延，并很可能因虛假信息而助長，仇恨言論和仇外情緒也會為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提供借口。這些不當惡行對任何人、任何國家、任何個人都毫無益處。對新冠肺炎的響應是個轉變的機會，應接受人類尊嚴和文化多樣性的普遍主義，并將其作為人類應該培育的財富。要重新評估在身份排斥和不平等現象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技術和科學突破所帶來的人權發(fā)展，要克制情緒，重新團結起來，扭轉人類團結和國際合作日益下降的趨勢。
邁克爾·萊桑德·弗雷穆思先生同樣肯定了疫情防控中集體團結和合作的價值，認為應對疫情要全球合作，大多數國家的防疫措施多少都會對人權產生干擾，但是新冠疫情不應該是人權危機。我們有義務保護人權，同時也要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應對疫情，生命權和健康權是很重要的，同時在經濟方面也要進行考慮，世界經濟現在面臨很大的壓力。面對這樣的挑戰(zhàn)，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
柳華文教授分析認為，第一，我們所面對的挑戰(zhàn)是新型病毒的挑戰(zhàn)，是陌生、未知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和路線圖，特別是在剛開始的階段是便探索邊應對。不同的國家的文化不同、制度不同，偏好不一樣，各國政府對病毒、疫情本身在不同的階段認識也是不同的。第二，在科學認識基礎上采取進一步舉措，要考慮到科學的證據，不武斷、不歧視、遵循比例原則、適當原則。在用法律的標準考驗政府、監(jiān)督政策的時候，也要考慮到實際，根據現實需要進行一些決斷。第三，疫情應對過程中，中華民族有利他的、集體的精神，為了公共利益犧牲自己，充滿協(xié)作精神，是全人類都擁有的品質。第四，各國要比以往更加倡導多邊主義，倡導各國協(xié)作，推動建設人類衛(wèi)生健康的共同體。
疫情防控不僅是對人類應對公共衛(wèi)生事件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對各國人權保障的一次“大考”，還是我們審視和比較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人權觀的重要參照。人權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攻辯，而是要在比較中見優(yōu)劣，在實踐中見真招。中國在短時間有效控制疫情中，使我國的人權觀得到了良好詮釋和生動體現。全球合作應對危機、保障人權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J，華中科技大學人權法律研究院秘書長，法學博士 崔萌潔，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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