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抗擊新冠疫情背景下，生命健康權與自由權、經濟權、平等權之間無可避免地會發(fā)生沖突。探尋人權價值沖突及其整合之道，直接關系到抗疫的成敗得失。在主體上，應當重點整合不同年齡層次患者之間、新冠患者和非新冠患者之間、疫情中心區(qū)域和外圍區(qū)域公民之間的權利沖突；在內容上，應當從優(yōu)先事項、代價限度、底線平等和修復正義四大路徑來整合生命健康權和經濟自由權之間的關系。在價值上，從生活、市場、保障、新聞、言論五方面厘清秩序與自由的關系，構建既有穩(wěn)定抗疫秩序又保持社會活力的良性治理模式。
關鍵詞：新冠疫情 人權價值沖突 價值整合
新冠疫情全球大暴發(fā)，對全體人類的生命健康帶來嚴峻挑戰(zhàn)和巨大威脅，人類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正在遭受無比慘痛的危害。為了有力應對疫情，基于尊重人權、社會連帶和團結協作的抗疫模式顯現出人類的理性優(yōu)勢。然而，在不同治理模式和人權價值觀之下，生命權、健康權與自由權、經濟權、平等權，以及不同主體的權利之間沖突不斷顯現，甚至在某些大國引發(fā)價值撕裂和危機失控。實踐一再證明，在醫(yī)療資源需求瞬時劇增和社會管控力度驟然加大的緊急狀態(tài)下，基于公共衛(wèi)生權利引發(fā)的不同人權價值沖突之整合對凝聚抗疫內生合力和高效動能具有重大前提性意義。為此，本文從人權法理學視角，在人權主體、形式和價值內容三大層面揭示疫情防控視野下人權沖突的整合之道。
一、基于主體的人權沖突及其整合
人權總是為特定的主體所享有，但不同主體的人權并不一定總能得到均衡配置和公平分享。在疫情暴發(fā)期，人權客體資源的匱乏性和配置效能受制，必然會導致人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緊張關系。生命健康權是疫情防控致力保護的首要人權。在此，以生命健康權為重點，剖析不同主體的人權價值沖突形式以及對沖突之整合的法律原則與方式。
?。ㄒ唬┬鹿诜窝谆颊吲c其他嚴重疾病患者之間的人權關系
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往往來勢兇猛，爆發(fā)力強，嚴重沖擊一國乃至全球醫(yī)療體系。從各國的現狀看，即使是再先進的國家醫(yī)療體系，也難以迅疾充分滿足應對疫情之需。實踐表明，當疫情區(qū)的醫(yī)療系統(tǒng)在早期瀕臨崩潰的險境下，社會正常醫(yī)療服務最大限度地讓位于新冠病毒檢測與患者救治。而除了新冠肺炎患者之外，對其他嚴重甚至垂危病患者如何救治，便成為橫亙在新冠和非新冠患者這兩類不同主體權利之間的障礙，容易引發(fā)主體的權利沖突?！督洕⑸鐣拔幕瘷嗬麌H公約》第12條對健康權的主體明確使用的是“人人”二字，為實現人人享有健康權，規(guī)定了四個基本步驟，其中，第四項規(guī)定“創(chuàng)造保證人人在患病時能得到醫(yī)療照顧的條件”，再一次強調了“人人”的必要性。而且，“即使在資源非常有限之時，各國也必須通過采取費用相對較低的針對性方案，保護社會中的弱勢成員”，也就是“處于最不利、最被邊緣化的成員或群體”。這一意見是否及于疫情防控時期的非新冠患者，或者是否及于所有的非新冠患者？盡管該意見在文本中沒有采取列舉的方式明確加以表述，但是，健康權的四大構成要素無一不體現了平等保護每一個人的基本精神，即確保“在緊急情況下，公民能夠及時獲得醫(yī)療服務”。其中，“可用性”是指國家必須有“足夠數量”的衛(wèi)生資源供全體患者享有。“可及性”將“不歧視”作為第一要義，不歧視中的歧視既指實施不合理差別、區(qū)別、不平等待遇的積極歧視，又指不提供相應資源與服務的消極歧視?？梢?，全面平等保護而非顧此失彼，是國際人權法對健康權保護的基本原則。
本文認為，應當堅持以下四個基本原則處理權利的沖突：一是分類施治原則。當今世界，存在兩種不同的醫(yī)療模式：社區(qū)自治的分散模式和政府主導的集中模式，兩者各有利弊，分別適用于不同制度情景。在疫情暴發(fā)期，可以兼采其長而回避其短，堅持政府主導和社會自理相結合的路徑，最大限度地調集資源，對新冠患者集中隔離治療，同時，對非新冠的其他患者分類施治，其中的一般患者居家治療、中度或較重癥患者實施社區(qū)治療，急危重癥尤其是生命垂危者則集中優(yōu)質資源統(tǒng)一有效治療。“要統(tǒng)籌做好其他疾病患者醫(yī)療救治工作，做到急重癥患者救治有保障、慢性病患者用藥有供應、一般患者就醫(yī)有渠道”。二是優(yōu)先原則。即疫情防控優(yōu)先考慮，非疫情需求適度讓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應當優(yōu)先，而在于優(yōu)先的程度和比例。這一點應當從兩個方面加以界定：在質上，讓盡可能多的醫(yī)療資源配給到新冠疫情應對之上，即實行新冠疫情防控與新冠患者治療優(yōu)先于其他一般患者；在量上，非新冠患者尤其是普通輕癥疾病患者在此等緊急狀態(tài)下，應當適當讓渡一部分權利，這一被讓渡的權利可以主要量化為優(yōu)質醫(yī)療資源選擇權、住院救治權這兩個類型的權利。三是底線原則。新冠患者優(yōu)先絕不意味著放棄其他疾病患者，相反，應當守住一個底線，即對非新冠的其他重癥患者，應當提供基本醫(yī)療服務。醫(yī)療體系中應當及時調配部分資源或保留有限資源保障危重癥患者的住院治療等基本權利。四是克減原則。鑒于資源的有限性甚至極度匱乏，在疫情暴發(fā)的高峰期，對于非新冠患者，實行兩分法：一部分是危重癥患者的權利不得克減，另一部分是非重癥患者的權利可以克減，以便為新冠患者保留必要資源。從法理上看，人權克減的合法限度在于對生命權的保護。當發(fā)生危害生命權的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時，以生命權為重心，可以對其他人權進行限制。但是，這一限制不得超過必要限度?！豆駲嗬驼螜嗬麌H公約》第4條規(guī)定：“在社會緊急狀態(tài)威脅到國家的生命并經正式宣布時，本公約締約國得采取措施克減其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的義務，但克減的程度以緊急情勢所嚴格需要者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與它根據國際法所負有的其他義務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純粹基于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出身的理由的歧視”。而對該公約人權克減限度進行解釋的錫拉庫扎原則在第25條規(guī)定，“公共衛(wèi)生可被援引為限制某些人權的理由”。據此，對非新冠患者中的重癥尤其是急危重癥患者，由于其生命權所遭受的威脅與新冠患者是同等的，所以，不得適用該第4條而克減其獲得與常態(tài)化下相同的救治權。而對于非急危重癥的非新冠患者，由于其生命權并無危險，故而在生命權和其他權利的權衡中，優(yōu)先保護新冠患者而適當克減非新冠患者權利是有法可依、于理有據的。但是，無論如何，不可適得其反，完全無視非新冠患者的醫(yī)療救治權。我們認為，對后者，可以克減的權利僅限于優(yōu)質資源使用權和醫(yī)療資源選擇權之類的權利，而對于基本醫(yī)療權利則不得克減。其中又可分解為基本藥物和醫(yī)療方案的可及性兩類。為達此目的，建立政府主導的平臺渠道極為重要，有助于克服社會自組織的無序，在公權力的強干預下最大限度釋放社會活力。
（二）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人權關系
當幾近崩潰的醫(yī)療體系無法救治所有新冠患者時，人類不僅面臨來自病毒的危機，而且可能面臨人道主義危機。這絕非危言聳聽。據報道，意大利提倡老年人將救治機會讓給年輕人，其醫(yī)療組織SIAARTI（Società Italiana di Anestesia Analgesia Rianimazione e Terapia Intensiva）發(fā)布了針對醫(yī)務工作者的指導手冊，其中第3條指出，為了節(jié)省醫(yī)療資源，使其達到最佳效果，即需要對ICU使用設立門檻，優(yōu)先治療年輕人。有些醫(yī)院已經放棄治療65歲以上的老人，不再給65歲以上的人戴呼吸機。英國部長鮑里斯?約翰遜建議70歲以上的成年人應該自我隔離4個月。在美國，有的年輕人將新冠肺炎稱為“boomer remover”，即“老年人消滅者”。就其根源，早在喬治·W·布什政府時期，為了計算出降低過早死亡率的價值，改變?yōu)槊空纫粭l生命估價610萬美元的做法，而是采用了年齡折扣：70歲以上的人只占年輕人生命價值的67%。而實際上，試圖犧牲老年人生命以便兒孫成為繼承者的想法，無疑“是一個騙人的幻想”。因為，其后果是“大量的老人可能會為了年輕人而犧牲自己的生命”，“60歲及以上的人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加脆弱，他們不只是對于病毒而言是脆弱的，更重要的危險來自于年齡歧視的態(tài)度”。
解決不同主體之間的人權沖突，首先應當堅守一個基本理念：平等尊重全體人類中的每一個個體的人格價值，克服社會達爾文主義。歧視老年人似乎具有理論基礎：“最好的或有組織的，或最健康的，或最活躍的，或最受保護的，或最聰明的，從長遠來看，滿足這些條件的人必然會比其他人占優(yōu)勢”。由于疫情暴發(fā)加劇了“年齡歧視”（Ageism）和“代際緊張”，而這在實質上既是對正義的損害，更是對全體人類共享人權的無情挑戰(zhàn)。為此，在利益上，必須堅守利益衡量的理性原則，拋棄選擇性治療的非人性思維。放棄老人的做法實屬無奈之舉，無法從個案正義的層面判斷孰是孰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熟視無睹，更不意味著應當保持沉默。相反，應當克服個案正義的局限，從社會正義的視角加以理性審視。在這一意義上可知，究其實質，這種現象無疑是“叢林法則”“洞穴奇案”的翻版和變種。人權法理學指明，人是等價的，不同的個體，其價值是無法比較出高低大小的，不能簡單地以對社會的貢獻或實用主義的標準來判定個人價值。否則，勢必陷入等級論、人種優(yōu)越論的危險境地。
其次，引入關于分配正義的外部視角，創(chuàng)設實現分配正義的社會條件。西方的正義論者，無論是亞里士多德還是羅爾斯，都只是就正義而論正義，即使羅爾斯論及社會制度的正義，卻也是囿于對既存資源的分配而無暇顧及現有制度正義的外部資源供給問題。實際上，分配的正義既是對現有資源如何分配的制度安排，又直接涉及資源供給是否充足。在抗擊疫情的非常時期，只研究前者而無視后者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而這正是導致選擇性治療的“理論之惡”所在。在一般情況下，當醫(yī)療資源基本可以滿足社會需求時，科學配置內部醫(yī)療資源即可滿足分配正義；而在非常態(tài)時期，則必須求助于外部資源的供給。所以，應當特別強調：一是在理念上，從內部的資源配置轉向外部的資源儲備、資源籌措和資源調集，構建醫(yī)療應急資源儲備法律制度。二是在內容上，明確應急醫(yī)療物質籌措供給法律關系的性質、內容和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模式，尤其是責任主體和責任形式。三是在主體上，依法建立并強化國家應急醫(yī)療物質儲備中心，在法律上確立其職權職責，或重點明確履行職責的方式以及法律責任。四是在實施上，強化能力建設，將應急醫(yī)療物質供給作為社會福利必不可少的基本構成要素，納入國家預算體系、社會救助體系，并輔之以民間力量的有效支撐。做到籌措和供給相互銜接，相互支撐，既要實現籌措體制和籌措能力的現代化，又要實現配置體制和配置能力的現代化，切實防止正如禁止醫(yī)療機構直接接受捐贈、慈善機構疲軟乏力等籌措不力或配置失序的兩極格局。五是在時限上，克服短期行為，改變物資供給的應急性思維和非常態(tài)邏輯，轉而樹立常態(tài)化意識，此所謂“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的確，與疫情的偶發(fā)性突發(fā)性一樣，疫情防控具有應急性，但疫情防控物質的供給則絕非簡單憑靠一時的動員即可唾手而得。疫情恐慌既是對疾病的恐慌，又是由物質短缺引發(fā)的恐慌。所以，必須實現兩個轉變，即從應急性思維轉向一般性思維、從非常態(tài)思維轉向常態(tài)化思維，實現儲備的常態(tài)化與供給的非常態(tài)的有機統(tǒng)一。對此，在一定意義上，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是：“國家是否在向公共衛(wèi)生保健系統(tǒng)提供資金和規(guī)范私人衛(wèi)生計劃費用之間，取得了最適當的平衡”。
此外，在法律上，實現從經驗向理性的轉變。湖北治愈3，600多位80歲以上新冠肺炎患者，以至于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事務局長助理布魯斯·埃爾沃德曾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國治療”。中國實施“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原則，強調切實保障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無疑彰顯了平等保護每一個個體無差別享有醫(yī)療救治權利的價值精神。應將經驗轉化為邏輯，吸收進相關法律修正案之中，使之成為未來的強制性行為規(guī)范，導引應對日后的疫情實踐。
?。ㄈ┮咔橹行膮^(qū)域與外部人群的權利關系
疫情隔離制度對抗擊疫情至關重要，在疫情期實施最為全面嚴格的隔離制度，成為阻斷疫情蔓延的最主要方式，這已被實踐證明是科學高效的。當然，如果對來自疫情中心區(qū)的公民或與之有身份關聯而無旅行接觸史的公民，全然采取拒絕準入的措施，則涉嫌歧視。比如，在極個別地方，封堵之前在外地的湖北人在封堵后被拒絕入住酒店、湖北籍公民被強制終止租房協議，疫情好轉后個別湖北人到外地準備復工，被拒絕入城甚至遣返。在此次疫情中，切實強化依法治理、平等保護，所累積的實踐經驗值得及時納入法律調控范疇。“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病毒’之類的國際種族歧視，也不能允許本國針對特定群體尤其是‘湖北人’在法律允許范圍以外的區(qū)別對待”。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確定合理差別和身份歧視之間的法律界限？現有的原則性意見如何才能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在此，僅以健康碼為例進行論證。
為了解決流動人口的健康查證與核實問題，實施的“健康碼”制度值得推廣，也需要不斷完善。其中的關鍵問題是健康碼的效力沖突問題，不同區(qū)域對待健康碼的態(tài)度不盡相同，存在健康碼的地方主義。特別是對于疫情中心區(qū)域公民的健康碼，不同地區(qū)的認可度存在重大差別，極個別地方甚至不予認可，拒絕持有者入境。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人員管控、健康碼互認等方面要做到政策統(tǒng)一、標準一致”。為此，應當在法律上構建完善的健康認證制度。一是法律效力地位。健康碼制度作為一種防控手段，就屬性而言至多只是一種行政管理方式，其本身并無法律效力。在修訂相關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對法律文本時，可以考慮建立健康認證法律制度，實現健康認證的法律化，賦予健康認證以法律效力，確保其在法律上的強制力。地方性規(guī)范或措施與之不一致時，應屬于無效，不得以地方的“土法土規(guī)”予以對抗。二是法律效力范圍。健康碼一經生成和法律確認，便具有了法律效力，這種法上的拘束力高于政策和習慣規(guī)范的效力，不能以行政或習慣做法來否定其效力。而且，這一效力應當及于全國范圍而非某個地區(qū)，具有“一碼在手、走遍全國”的有效性。三是法律效力依據。健康認證的法律效力立基于其科學性，只有建立起經得起醫(yī)學科學經驗的健康檢測、登記、統(tǒng)計和認可制度，才能真正有助于防控疫情傳播，確保全體公民健康。所以，應當強化健康認證的科學性，防止認證在標準上不符合科學，在流程上流于形式，在統(tǒng)計上存在漏洞，在檢測上出現問題。應建立更為嚴格可靠的檢測體系，強化健康認證的可信度和適用性。四是法律效力保障。法律責任的設定和落實是法律效力轉化為法律實效的根本保障。為此，建立健康認證通行自由的法律監(jiān)督機制和責任制度十分必要。責任主體包括健康認證主體，也包括健康驗證主體，責任形式以行政責任為主，輔之以其他形式。
二、基于內容的人權沖突及其整合
?。ㄒ唬┮话阍瓌t
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受教育權、社會權等是新冠疫情中備受關注的基本人權。對于這些權利如何排序，西方法學家認為，“如果有人問道，西方法律最為重視的個人權利是什么？大部分法學家都會回答：‘生命’。確實，在最原始的法律制度中，人類的生命就得到了保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利益位階衡量中，“生命的利益是保護其他利益（尤其是所有的個人利益）的正當前提條件，因此它就應當被宣稱為高于財產方面的利益。健康方面的利益似乎在位序上要比享樂或娛樂的利益高。” 從法律規(guī)范文本看，國際人權法和不少國家的憲法都把生命權置于自由權之前。既然如此重視生命健康權，為什么在擁有先進醫(yī)療科技和強大經濟實力的某些西方大國疫情防控卻嚴重失序，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直線飆升？
對此，有的歸因于生活習慣，有的究責于他國，還有的溯源于文化，如此等等，這些只是看到了問題的某一個方面。從人權法理進行探究，方可窺見就里，那就是在個人主義人權價值觀支配下，對生命權無論怎么重視也無法消解自由權或自由主義對其根深蒂固的鉗制。在以個人為本位的狹隘觀點作用下，疫情防控隔離舉措難見成效，最終必然是以犧牲生命健康權為代價。實踐表明，凡是封控隔離嚴密、全面集中救治、“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國家和區(qū)域，其患病率和死亡率就低，疫情防控就能取得決定性勝利。反之，如果祭起所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大旗，拒絕封堵、拒絕隔離、拒絕口罩甚至拒絕治療，則必然成為反科學、反人權的祭品。當然，對生命健康權的保護并不必然意味著全然否認自由權，對自由權的限制甚至犧牲應當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之內。那么，這一限度究竟原告如何設定？這直接涉及到如何協調生命健康權與自由權的價值沖突這一人權法的基本理論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答，成為決定疫情防控成敗得失的關鍵。在此，可以將生命健康權與自由權之間的價值整合原則歸結為：第一，優(yōu)先原則，即生命權高于自由權；第二，選擇原則，即當且僅當生命權和自由權的矛盾不可調和時，須以自由權為代價換取生命權；第三，例外原則，即當自由權的犧牲直接威脅到生命權時，自由權和生命權同等重要，不得犧牲自由權。
（二）生命健康權至上理念下的價值整合
基于以上總體原則，本文重點以自由權中的經濟自由權為例，與生命健康權進行比較分析以探求沖突整合之道。隔離和封城是抗擊疫情的最有效方式，經濟停擺成為保衛(wèi)生命健康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但是，在疫情大爆發(fā)危險期，西方大國依然強調“寧愿付出健康代價，也要重啟商業(yè)以拯救經濟”。生命健康權和經濟權利的緊張關系驟然凸顯在全社會面前。此時，應當堅持生命健康權至上理念，并圍繞這一重心采取以下基本方法進行價值整合。
1.優(yōu)先事項
在任何情況下，生命健康權始終具有優(yōu)先性，而經濟自由權利必須服從于生命健康權。因為經濟本身不是目的，經濟權利也不是終極目的，諸如就業(yè)、市場自由等等不過是為了保障人類獲得保障生命健康權利得以實現的條件。實踐反復證明，凡是應對高效、反應快速的抗疫模式，都往往以克減經濟自由權利為代價；凡是以經濟自由權為重心的模式，則會走向失敗；而在生命健康權和經濟自由權之間搖擺不定或試圖平衡的，則患病率和死亡率會居高不下，維持區(qū)間明顯拉長。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在緊急狀態(tài)下，可以也應當適度犧牲經濟自由權而保障生命健康權。
2.代價限度
究竟付出多大的經濟代價才是科學選擇，如何把握犧牲的這個“限度”或“必要性”？西方經濟學家運用統(tǒng)計學的方式進行了計算，范德比爾特大學經濟學家基普·維斯庫西（Kip Viscusi）發(fā)現，在整個人口中，每損失1億美元的經濟收入，就會導致一起額外的死亡。而美國環(huán)護署設定的生命標準是，每拯救一個生命的成本約為950萬美元。美國農業(yè)部有一個計算標準，用來估計食源性疾病的經濟成本——醫(yī)療保健、過早死亡、非致命病例造成的生產力損失。還有學者對新冠疫情進行經濟成本分析得出結果：這相當于每挽救一條生命就損失200萬美元的經濟活動。我們認為這一經濟學的計算方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如果考慮到醫(yī)療系統(tǒng)可能會被COVID-19的病例壓垮，從而增加死亡率，那么成本效益比將會改變，因此會有必要以更快的速度實施更劇烈的封鎖措施”。即使政府不采取強制暫停經濟，為了防止傳染，人們也會主動如此。其實，更為重要的是，簡單地對生命進行價值衡量是不合倫理的，在實質是以數字掩蓋人性，以計量方法遮蔽社會正義，尤其是將人的價值折算為一定數量的貨幣，“權衡人類生命的經濟成本似乎不可避免地顯得愚蠢”。這不僅有違科學倫理，其本身的科學性也是值得懷疑的?？梢?，限制經濟自由權是無可避免的理性選擇，就限制的限度而言，可以在時空維度上加以設定，即：在時空上僅限于疫情暴發(fā)期和中心區(qū)域，對僅憑特定區(qū)域自身資源無法遏制疫情而需要外部配合甚至主導時，必須犧牲此一區(qū)域的經濟自由權。此時，經濟權自由的讓渡是生命權得以保證的充分必要條件，故必要性最大。否則，超過特定時空，其便只具有必要性而無充分性。當然，現代社會的產業(yè)鏈環(huán)環(huán)相扣，中心區(qū)域的經濟限制必然波及其他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所以，切斷與那些以物理接觸為載體的經濟關聯，便成為必要選擇。如果超越了特定時期和特定區(qū)域，這一必要性便大為降低，甚至沒有必要。此時的復工復產便成為當務之急。
3.底線平等
為了保全生命健康權，讓渡經濟自由權利，既具有特別的正向效應，也無可避免地帶來損失，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了消弭此一負面影響，應當在經濟自由之外引入經濟平等的因素，最大限度地謀求經濟平等權與生命健康權之間的一致性。因為，當經濟自由權無法得到顧全時，遭受影響最深的首先是經濟關系鏈條中處于最為脆弱一極的弱勢群體。其成本是巨大的：一是生命健康成本。貧困、經濟權利的不平等可能會加劇病毒的傳播速度和死亡率，在對生命健康的危害方面產生“倍數效應”，使感染風險加大40%。二是經濟利益成本。英國生物科學期刊《皇家學會學報B輯》（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發(fā)表的一項研究表明，整個社會階層可能陷入一個“疾病導致的貧困陷阱”，在這個陷阱中，“健康對貧困的因果關系以及貧困對健康的因果關系暗示著一個正反饋系統(tǒng)”。“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蔓延，它似乎正在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個最嚴峻問題——經濟不平等——形成一種毀滅性的反饋圈”。失業(yè)、收入損失、失去醫(yī)療保障之類的惡果更多地落到“在如今兩極分化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身上”，不僅如此，在全社會引發(fā)經濟地位的普遍下降，進而導致慢性病發(fā)病率上升，生產率降低，醫(yī)療成本增大，帶來更多的貧困，從而導致更多的疾病。 三是社會秩序成本。經濟不平等與生命健康狀況惡化之間“相互強化的循環(huán)可能會增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同時讓社會經濟的鴻溝進一步擴大，人們認為這種鴻溝是右翼民粹主義、種族仇恨，以及絕望導致酗酒、自殺或吸毒過量造成的死亡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為此，應當守住貧困人口這一底線。那么，應當區(qū)分精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貧困人口的工作權，如果不惜以犧牲大部分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來“拯救經濟”，實質上不可能消除經濟的不平等，而且還把某些精英階層的利益置于優(yōu)先地位。所以，這一部分的經濟自由權必須予以嚴格限制。那么，對于處于貧困境地的工人在疫情高發(fā)期是否依然享有工作權并因此可以拒絕封城呢？聯合國獨立專家雖然強調了特別保護必須依靠工作才能養(yǎng)家糊口的工人的基本生存權，但是，在如此危險的情形下，如果依然滿足其工作權需要，則對他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所以，本文認為，應當從經濟權尤其是工作權視角轉向社會權視角，把債務減免、帶薪休假、政府補貼作為法律強制規(guī)范加以確立并保障實施，做到遏制經濟自由和促進經濟平等兩手抓，強化基于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特別社會保障制度，以社會保障而非盲目地復工復產來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正義。當然，這一思路僅限于疫情高發(fā)和封城時期。
4.修復正義
疫情穩(wěn)定特別是解除疫情封鎖之后，經濟自由的恢復具有根本性意義。一方面，從宏觀上看，新冠疫情嚴重影響到全球所有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這使“大封鎖”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比全球金融危機的破壞更大。對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4月發(fā)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全球增長率將下降到-3%。其中，發(fā)達經濟體為-6.1%，拉美和加勒比為-5.2%，南非為-5.8%，東盟五國為-0.6%。中國雖然為1.2%，但較之于2019年的6.1%，其下降比率居于高位。 這勢必對經濟權利以及由經濟所制約的其他人權的實現帶來新的挑戰(zhàn)。所以，研究后疫情時代人權保障尤其是經濟權利保障面臨的挑戰(zhàn)和出路事關長遠。
?。ㄈ?ldquo;整體性”路徑
本文認為，單靠個別的公民政治權利或經濟社會權利等無法解決上述問題，故而需要引入一個“整體性”路徑（holistic approach），可以考慮在發(fā)展權的視角下予以全方位謀劃，以發(fā)展促人權，而非就事論事地談及經濟權利，從而改變國際人權兩公約相互分立的思路。這涉及到發(fā)展與人權關系的基本原理。聯合國2030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融入發(fā)展的權利要素，設計了“經濟、社會與環(huán)境”這三大發(fā)展支柱。其中，在社會發(fā)展目標中毫無疑問地將生命、健康、疾病防控尤其傳染病防治、全民社會保障等等納入發(fā)展權之中。2030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在“目標3.讓不同年齡段的所有人都過上健康的生活，促進他們的福祉”中指明，要“阻止傳染病”，“實現全民醫(yī)保，包括提供財務風險保護，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優(yōu)質基本保健服務，并獲得安全、有效、優(yōu)質和價廉的基本藥品和疫苗”，“加強所有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警示、緩解和管理國家和全球健康風險的能力”。由此可見，生命健康權與經濟發(fā)展權發(fā)生矛盾時，應當恪守國家職責和全球經濟合作原則，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對全球抗疫成果的沖擊。同時，生命健康權與經濟權利的融合共生，應當成為常態(tài)?？茖W設定緊急狀態(tài)的條件、劃分緊急狀態(tài)的階段、區(qū)分緊急狀態(tài)的層級，根據不同條件、不同階段和不同層級的危險，分門別類地采取限制經濟權利的不同舉措，具有重大意義。對此，醫(yī)學家與經濟學家以及政府之間的融合關系具有至關重要的前提性作用。應當以整體主義的發(fā)展權思路，統(tǒng)合各方力量，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和高效決策的有機統(tǒng)一。在國內人權法意義上看，克服傳統(tǒng)私法自由調節(jié)的疲弱和公法強制干預的不足，轉而由公權力同時作用于不同的社會經濟主體，既保持公權力對經濟活動的高強度干預和刺激，以防止私主體對人權的漠視，又保持私主體高度的市場自主性和自由度，從而恢復市場彈性和韌性，做到經濟強制干預、市場意思自治和社會政策平衡三者的統(tǒng)一，在國家、公民和社會的有序互動中全方位保障人權。具估而言，應當做到：第一，實施國家層面的強制干預，在促進就業(yè)、反貧困、刺激經濟發(fā)展中增進人權。當務之急是刺激恢復經濟活力，以工作權為起點，確保平等和不歧視。第二，實施社會層面的政策平衡，通過社會保障強力維護弱勢群體的底線權利。第三，實行公民層面的意思自治，促進社會主體的人權能力培育和能力強化。
三、基于價值的人權沖突及其整合
在法律的視野里，自由、平等、人權、秩序、效率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價值。在抗擊疫情中，人權保障與秩序規(guī)范、公平正義、治理效率密不可分。所以在上述諸多價值形態(tài)之間彌合隙縫和凝聚合力成為抗疫成功的關鍵。疫情的突發(fā)必然打破既有社會秩序，從常態(tài)轉入非常時期。隔離、檢測、治療、封堵作為防控疫情的最有效方式，要求最大限度地克制個人自由，而這勢必對社會生活秩序、經濟秩序以及現有醫(yī)療秩序和輿論傳播秩序，都帶來沖擊，極大地改變著原有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醫(yī)療衛(wèi)生模式和健康生活習慣。為此，本文重點研究自由與秩序的價值關系模式。
從法理上看，秩序意味著關系的穩(wěn)定、規(guī)則的有效、行為的可期、結構的牢固。即表現為對社會生活進行一定的限制、禁止、控制，又表現為社會關系的回應性、互補性，還表現在一致性、不矛盾性和穩(wěn)定性。而自由的擴張則是對禁令、互動和穩(wěn)定關系的打破。常態(tài)化的自由與秩序關系是均衡和諧的，而疫情狀態(tài)下的自由和秩序關系模式應當予以重新定位，本文歸結為“自由非必要原則”。所謂自由非必要原則，就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自由，在絕對必要條件下方可行使個人人身自由權和其他自由權，否則，禁止行使或限制行使，也就是打破均衡態(tài)勢，讓渡個人自由價值，以疫情防控秩序價值為主體；消弭自由泛濫，以疫情保障秩序價值為重心。這具體體現在如下幾方面關系。
?。ㄒ唬┥钪刃蚺c自由
嚴守管控法律政策，實施最嚴格的強制隔離與強制防治舉措，依法克減社會生活中的自由度。同時，強化治安管理，改變一般狀態(tài)下的行政執(zhí)法模式，依法嚴厲打擊抗拒疫情防控的違法行為。要強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務，加強疫情期間矛盾糾紛化解，為困難群眾提供有效法律援助。為此，應當抓住一個重心，即建構非常態(tài)超常規(guī)的應急型社會生活秩序關系。在法律上明確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由常態(tài)轉化為非常態(tài)的性狀，徹底改變舉棋不定、左搖右擺的“早期綜合癥”，在科學評判的基礎上快速作出決定。縱觀世界各國實踐，真正要做到這一點是極為困難的。所以，應當明確兩個層面的主體責任：民眾接受強制管控和拒不履責的法律責任，政府迅捷決策和強制實施的法律責任。
（二）市場秩序與自由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經濟領域的一根主線，而在疫情暴發(fā)期，市場自由往往向心力不夠、市場自組織性無法滿足資源消耗劇增的需求。所以，一方面應當構建一套市場保障應急體系，雖然是在不確定的災害或疫情暴發(fā)時期方才偶發(fā)性啟用，但也應當常備化并上升為政府的法定義務，尤其是要明確對此種責任履行不能或履行不力的法定責任類型與責任方式。因為，經驗分析表明，當面臨突如其來的疫情危機時，在早期往往會出現資源供給嚴重不足這一突出問題。而暴發(fā)的初期正好是抗擊疫情的最佳窗口期，失去這一機會，勢必會在后期防控中付出極為沉痛的代價。另一方面，加大市場監(jiān)管執(zhí)法力度，“嚴厲查處各類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價格的違法行為”，依法嚴厲打擊制假售假、破壞疫情防控的違法犯罪行為。盡管現行法律明文規(guī)定了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具體標準與方式，但是，執(zhí)法檢查監(jiān)督和司法的強度速度往往受制于疫情對執(zhí)法司法系統(tǒng)本身的威脅。因而，完善行政執(zhí)法檢查制度，構建非常時期行政執(zhí)法反應機制和司法特別程序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就規(guī)范依據的完善而言，通過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給予及時指導具有重要意義，而在立法層面建立一套全面的防控機制則更為穩(wěn)定高效。
（三）醫(yī)療秩序與自由
患者對醫(yī)療資源的自由選擇權是健康權的重要內容，但在非常時期，這一選擇權隨著醫(yī)療資源的緊缺而受到限制。應當因地制宜、分類設定醫(yī)療秩序與自由選擇的邊界。對于疫情集中爆發(fā)區(qū)，自由選擇權必須臨時讓渡給疫情救治權，以疫情防控秩序為重；對于一般區(qū)域，則應當兼及兩者。有必要在《傳染病防治法》《突發(fā)事件應對法》中進一步細化分類治理的標準和界限，防止應急狀態(tài)下的無序與無助。同時，依法打擊違反、保護應急醫(yī)療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20年2月7日聯合發(fā)布通知，明確了依法嚴厲打擊疫情防控期間涉醫(yī)違法犯罪行為具體適用法律的具體行為標準和責任類型，確定了七大類違反行為和司法審判流程與處罰及定罪量刑標準。其基本原則是加大打擊力度，“最大程度保障醫(yī)務人員和其他患者安全，維護醫(yī)療秩序”。本文認為，應當及時根據本次疫情防控中的司法實踐，通過案例分析，總結現有模式，在修訂法律時，不失時機地將有關法律解釋中成熟可靠的條款吸收到相關行政法和刑事法律文本之中，從而提升法律效力位階，強化司法效能。
?。ㄋ模┍Ｕ现刃蚺c自由
醫(yī)療物資、生活物資以及交通后勤諸方面的保障是防控疫情獲得成功的基礎性條件。既要統(tǒng)一調配，集中管控，又要保持一定的活力與自由，形成自由與秩序的良性互動。公共權力與社會組織的有序互動是贏得疫情防控人民戰(zhàn)爭勝利的法寶。如何依法規(guī)范志愿者行為，是疫情防控的一大問題。應當在法律規(guī)范尤其是關于突發(fā)事件應對的立法中厘清志愿者、社會組織和政府以及醫(yī)療機構、患者四方面的關系，突出保障志愿者行為，以提供自由便捷的服務為要旨，弘揚社會力量保障人權的法治價值精神。“要依法規(guī)范捐贈、受贈行為，確保受贈財物全部及時用于疫情防控”。無論如何規(guī)范，應當始終堅持捐贈自愿自由的價值理念，防止社會組織的反向拉力制約捐贈效能。
?。ㄎ澹┬侣勚刃蚺c自由
其中的重點和難點在于依法細化知情權與社會秩序的關系，“要依法做好疫情報告和發(fā)布工作，按照法定內容、程序、方式、時限及時準確報告疫情信息”。依法規(guī)范和強化疫情防控信息發(fā)布制度，以疫情公開、決策公開來穩(wěn)定社會、安定民心，防止社會恐慌。在內容上，新聞發(fā)布制度除了規(guī)定新聞發(fā)布的疫情狀況外，還應當依法就抗擊疫情的政府決策、資源需求、科學知識、公共參與方式等信息進行實時報告。就政府決策而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可見，疫情中的感染病例數、患者重癥律、死亡率等信息的公開是提升防控社會認知的基礎，而公開不只是結果公開，還應當包括疫情防控的決策公開、執(zhí)行效果公開、社會監(jiān)督方式公開等。為此，有必要構建一套系統(tǒng)的信息機制并使其法律化、規(guī)范化，可稱之為“全民共建共享信息機制”。應當在法律上明確信息供給的主體責任，不僅限于公立醫(yī)療機構，而是全面覆蓋所有醫(yī)療組織和醫(yī)療工作人員，形成一個完整的全鏈條信息供給體系，克服患者人數、死亡人數無法準確統(tǒng)計之類的缺陷。
?。┭哉撟杂膳c公共秩序
在理性的自由價值序列中，言論自由對于抗擊疫情意義重大，在疫情突發(fā)期，當現存應急方案面臨挑戰(zhàn)時，疫情治理最需要的是公權力與私權利的良性互動。作為疫情直接受害者的私主體所蘊含的民意如涓涓細流，只有以快速自由高效的方式匯聚成公共意志，才能為公權力科學決策奠定真實普遍的民主基礎。在此次抗擊疫情過程中，無論是從起初的茫然到迅疾快速反應，實行嚴格的封城隔離，還是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線上訂購配送，阻斷病毒傳染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以至分類施治，全部收治，無一不彰顯了民意的力量。一方面成立專家組、吸收大量科學家、學者和社會人士參與決策，彰顯言論自由和公共意志在科學民主決策中的基礎性功能。另一方面，鼓勵社會民眾有序自由表達觀點，行使憲法賦予的提出建議意見批評監(jiān)督等權利，最大限度地釋放民意保證決策科學高效。當然，超越理性的邊界，言論就變成了謊言；突破法律的底線，言論就蛻變?yōu)橹{言。而謊言和謠言既是科學防控的大敵，更是民眾恐慌和社會撕裂的禍首，嚴重危害著社會秩序并進而勢必會加劇疫情。中國通過各級政府的官方辟謠、主流媒體的辟謠、科學家的辟謠，及時傳遞疫情防控的科學知識、醫(yī)學知識和法律知識，揭穿謠言的實質和危害，對于防止以所謂的自由表達侵害社會秩序的正?；\行發(fā)揮了重大作用。而美國表達自由帶來社會價值觀扭曲，不能不說是疫情爆炸的重要文化根源。例如對比爾·蓋茨抗擊疫情的謠言嚴重妨礙了疫情中的社會自覺。自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以來，美國國內針對比爾·蓋茨的陰謀論（Bill Gates conspiracy）甚囂塵上。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陰謀論者指責蓋茨團隊試圖借新冠疫情謀取私利。據《奧斯汀美國政治家報》報道，2020年4月25日，美國得克薩斯州民眾舉行集會，反對“居家令”，甚至喊出“逮捕比爾·蓋茨”的口號。在非常狀態(tài)下，謠言對疫情防控秩序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和危害性。為此，一方面，應當針對不同的謠言，分類治理。疫情謠言主要可分為三大類：違反醫(yī)學科學的謠言、阻礙社會治理的謠言和擾亂公共秩序的謠言。以科學醫(yī)學知識阻隔偽科學甚至封建迷信的蔓延，以科學的隔離救治防控知識打破習慣思維甚至生活陋習，以法紀教育構建理性防控文化。另一方面，堅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結合，在疫情防控法治體系中，融入文明的道德標準，從而形成正確的人權文化和人權價值觀。總之，謠言防控機制與疫情防控機制同等重要，應堅持德法共治、治防并舉，實現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科學治理，依法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高效打擊疫情謠言，合力維護良好防控秩序。
?。ㄍ袅暩?，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人權法律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文靜，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關鍵詞：新冠疫情 人權價值沖突 價值整合
新冠疫情全球大暴發(fā)，對全體人類的生命健康帶來嚴峻挑戰(zhàn)和巨大威脅，人類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正在遭受無比慘痛的危害。為了有力應對疫情，基于尊重人權、社會連帶和團結協作的抗疫模式顯現出人類的理性優(yōu)勢。然而，在不同治理模式和人權價值觀之下，生命權、健康權與自由權、經濟權、平等權，以及不同主體的權利之間沖突不斷顯現，甚至在某些大國引發(fā)價值撕裂和危機失控。實踐一再證明，在醫(yī)療資源需求瞬時劇增和社會管控力度驟然加大的緊急狀態(tài)下，基于公共衛(wèi)生權利引發(fā)的不同人權價值沖突之整合對凝聚抗疫內生合力和高效動能具有重大前提性意義。為此，本文從人權法理學視角，在人權主體、形式和價值內容三大層面揭示疫情防控視野下人權沖突的整合之道。
一、基于主體的人權沖突及其整合
人權總是為特定的主體所享有，但不同主體的人權并不一定總能得到均衡配置和公平分享。在疫情暴發(fā)期，人權客體資源的匱乏性和配置效能受制，必然會導致人權在不同主體之間的緊張關系。生命健康權是疫情防控致力保護的首要人權。在此，以生命健康權為重點，剖析不同主體的人權價值沖突形式以及對沖突之整合的法律原則與方式。
?。ㄒ唬┬鹿诜窝谆颊吲c其他嚴重疾病患者之間的人權關系
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往往來勢兇猛，爆發(fā)力強，嚴重沖擊一國乃至全球醫(yī)療體系。從各國的現狀看，即使是再先進的國家醫(yī)療體系，也難以迅疾充分滿足應對疫情之需。實踐表明，當疫情區(qū)的醫(yī)療系統(tǒng)在早期瀕臨崩潰的險境下，社會正常醫(yī)療服務最大限度地讓位于新冠病毒檢測與患者救治。而除了新冠肺炎患者之外，對其他嚴重甚至垂危病患者如何救治，便成為橫亙在新冠和非新冠患者這兩類不同主體權利之間的障礙，容易引發(fā)主體的權利沖突?！督洕⑸鐣拔幕瘷嗬麌H公約》第12條對健康權的主體明確使用的是“人人”二字，為實現人人享有健康權，規(guī)定了四個基本步驟，其中，第四項規(guī)定“創(chuàng)造保證人人在患病時能得到醫(yī)療照顧的條件”，再一次強調了“人人”的必要性。而且，“即使在資源非常有限之時，各國也必須通過采取費用相對較低的針對性方案，保護社會中的弱勢成員”，也就是“處于最不利、最被邊緣化的成員或群體”。這一意見是否及于疫情防控時期的非新冠患者，或者是否及于所有的非新冠患者？盡管該意見在文本中沒有采取列舉的方式明確加以表述，但是，健康權的四大構成要素無一不體現了平等保護每一個人的基本精神，即確保“在緊急情況下，公民能夠及時獲得醫(yī)療服務”。其中，“可用性”是指國家必須有“足夠數量”的衛(wèi)生資源供全體患者享有。“可及性”將“不歧視”作為第一要義，不歧視中的歧視既指實施不合理差別、區(qū)別、不平等待遇的積極歧視，又指不提供相應資源與服務的消極歧視?？梢?，全面平等保護而非顧此失彼，是國際人權法對健康權保護的基本原則。
本文認為，應當堅持以下四個基本原則處理權利的沖突：一是分類施治原則。當今世界，存在兩種不同的醫(yī)療模式：社區(qū)自治的分散模式和政府主導的集中模式，兩者各有利弊，分別適用于不同制度情景。在疫情暴發(fā)期，可以兼采其長而回避其短，堅持政府主導和社會自理相結合的路徑，最大限度地調集資源，對新冠患者集中隔離治療，同時，對非新冠的其他患者分類施治，其中的一般患者居家治療、中度或較重癥患者實施社區(qū)治療，急危重癥尤其是生命垂危者則集中優(yōu)質資源統(tǒng)一有效治療。“要統(tǒng)籌做好其他疾病患者醫(yī)療救治工作，做到急重癥患者救治有保障、慢性病患者用藥有供應、一般患者就醫(yī)有渠道”。二是優(yōu)先原則。即疫情防控優(yōu)先考慮，非疫情需求適度讓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是否應當優(yōu)先，而在于優(yōu)先的程度和比例。這一點應當從兩個方面加以界定：在質上，讓盡可能多的醫(yī)療資源配給到新冠疫情應對之上，即實行新冠疫情防控與新冠患者治療優(yōu)先于其他一般患者；在量上，非新冠患者尤其是普通輕癥疾病患者在此等緊急狀態(tài)下，應當適當讓渡一部分權利，這一被讓渡的權利可以主要量化為優(yōu)質醫(yī)療資源選擇權、住院救治權這兩個類型的權利。三是底線原則。新冠患者優(yōu)先絕不意味著放棄其他疾病患者，相反，應當守住一個底線，即對非新冠的其他重癥患者，應當提供基本醫(yī)療服務。醫(yī)療體系中應當及時調配部分資源或保留有限資源保障危重癥患者的住院治療等基本權利。四是克減原則。鑒于資源的有限性甚至極度匱乏，在疫情暴發(fā)的高峰期，對于非新冠患者，實行兩分法：一部分是危重癥患者的權利不得克減，另一部分是非重癥患者的權利可以克減，以便為新冠患者保留必要資源。從法理上看，人權克減的合法限度在于對生命權的保護。當發(fā)生危害生命權的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時，以生命權為重心，可以對其他人權進行限制。但是，這一限制不得超過必要限度?！豆駲嗬驼螜嗬麌H公約》第4條規(guī)定：“在社會緊急狀態(tài)威脅到國家的生命并經正式宣布時，本公約締約國得采取措施克減其在本公約下所承擔的義務，但克減的程度以緊急情勢所嚴格需要者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與它根據國際法所負有的其他義務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純粹基于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出身的理由的歧視”。而對該公約人權克減限度進行解釋的錫拉庫扎原則在第25條規(guī)定，“公共衛(wèi)生可被援引為限制某些人權的理由”。據此，對非新冠患者中的重癥尤其是急危重癥患者，由于其生命權所遭受的威脅與新冠患者是同等的，所以，不得適用該第4條而克減其獲得與常態(tài)化下相同的救治權。而對于非急危重癥的非新冠患者，由于其生命權并無危險，故而在生命權和其他權利的權衡中，優(yōu)先保護新冠患者而適當克減非新冠患者權利是有法可依、于理有據的。但是，無論如何，不可適得其反，完全無視非新冠患者的醫(yī)療救治權。我們認為，對后者，可以克減的權利僅限于優(yōu)質資源使用權和醫(yī)療資源選擇權之類的權利，而對于基本醫(yī)療權利則不得克減。其中又可分解為基本藥物和醫(yī)療方案的可及性兩類。為達此目的，建立政府主導的平臺渠道極為重要，有助于克服社會自組織的無序，在公權力的強干預下最大限度釋放社會活力。
（二）老年人與年輕人之間的人權關系
當幾近崩潰的醫(yī)療體系無法救治所有新冠患者時，人類不僅面臨來自病毒的危機，而且可能面臨人道主義危機。這絕非危言聳聽。據報道，意大利提倡老年人將救治機會讓給年輕人，其醫(yī)療組織SIAARTI（Società Italiana di Anestesia Analgesia Rianimazione e Terapia Intensiva）發(fā)布了針對醫(yī)務工作者的指導手冊，其中第3條指出，為了節(jié)省醫(yī)療資源，使其達到最佳效果，即需要對ICU使用設立門檻，優(yōu)先治療年輕人。有些醫(yī)院已經放棄治療65歲以上的老人，不再給65歲以上的人戴呼吸機。英國部長鮑里斯?約翰遜建議70歲以上的成年人應該自我隔離4個月。在美國，有的年輕人將新冠肺炎稱為“boomer remover”，即“老年人消滅者”。就其根源，早在喬治·W·布什政府時期，為了計算出降低過早死亡率的價值，改變?yōu)槊空纫粭l生命估價610萬美元的做法，而是采用了年齡折扣：70歲以上的人只占年輕人生命價值的67%。而實際上，試圖犧牲老年人生命以便兒孫成為繼承者的想法，無疑“是一個騙人的幻想”。因為，其后果是“大量的老人可能會為了年輕人而犧牲自己的生命”，“60歲及以上的人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加脆弱，他們不只是對于病毒而言是脆弱的，更重要的危險來自于年齡歧視的態(tài)度”。
解決不同主體之間的人權沖突，首先應當堅守一個基本理念：平等尊重全體人類中的每一個個體的人格價值，克服社會達爾文主義。歧視老年人似乎具有理論基礎：“最好的或有組織的，或最健康的，或最活躍的，或最受保護的，或最聰明的，從長遠來看，滿足這些條件的人必然會比其他人占優(yōu)勢”。由于疫情暴發(fā)加劇了“年齡歧視”（Ageism）和“代際緊張”，而這在實質上既是對正義的損害，更是對全體人類共享人權的無情挑戰(zhàn)。為此，在利益上，必須堅守利益衡量的理性原則，拋棄選擇性治療的非人性思維。放棄老人的做法實屬無奈之舉，無法從個案正義的層面判斷孰是孰非。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熟視無睹，更不意味著應當保持沉默。相反，應當克服個案正義的局限，從社會正義的視角加以理性審視。在這一意義上可知，究其實質，這種現象無疑是“叢林法則”“洞穴奇案”的翻版和變種。人權法理學指明，人是等價的，不同的個體，其價值是無法比較出高低大小的，不能簡單地以對社會的貢獻或實用主義的標準來判定個人價值。否則，勢必陷入等級論、人種優(yōu)越論的危險境地。
其次，引入關于分配正義的外部視角，創(chuàng)設實現分配正義的社會條件。西方的正義論者，無論是亞里士多德還是羅爾斯，都只是就正義而論正義，即使羅爾斯論及社會制度的正義，卻也是囿于對既存資源的分配而無暇顧及現有制度正義的外部資源供給問題。實際上，分配的正義既是對現有資源如何分配的制度安排，又直接涉及資源供給是否充足。在抗擊疫情的非常時期，只研究前者而無視后者是無法解決問題的，而這正是導致選擇性治療的“理論之惡”所在。在一般情況下，當醫(yī)療資源基本可以滿足社會需求時，科學配置內部醫(yī)療資源即可滿足分配正義；而在非常態(tài)時期，則必須求助于外部資源的供給。所以，應當特別強調：一是在理念上，從內部的資源配置轉向外部的資源儲備、資源籌措和資源調集，構建醫(yī)療應急資源儲備法律制度。二是在內容上，明確應急醫(yī)療物質籌措供給法律關系的性質、內容和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模式，尤其是責任主體和責任形式。三是在主體上，依法建立并強化國家應急醫(yī)療物質儲備中心，在法律上確立其職權職責，或重點明確履行職責的方式以及法律責任。四是在實施上，強化能力建設，將應急醫(yī)療物質供給作為社會福利必不可少的基本構成要素，納入國家預算體系、社會救助體系，并輔之以民間力量的有效支撐。做到籌措和供給相互銜接，相互支撐，既要實現籌措體制和籌措能力的現代化，又要實現配置體制和配置能力的現代化，切實防止正如禁止醫(yī)療機構直接接受捐贈、慈善機構疲軟乏力等籌措不力或配置失序的兩極格局。五是在時限上，克服短期行為，改變物資供給的應急性思維和非常態(tài)邏輯，轉而樹立常態(tài)化意識，此所謂“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的確，與疫情的偶發(fā)性突發(fā)性一樣，疫情防控具有應急性，但疫情防控物質的供給則絕非簡單憑靠一時的動員即可唾手而得。疫情恐慌既是對疾病的恐慌，又是由物質短缺引發(fā)的恐慌。所以，必須實現兩個轉變，即從應急性思維轉向一般性思維、從非常態(tài)思維轉向常態(tài)化思維，實現儲備的常態(tài)化與供給的非常態(tài)的有機統(tǒng)一。對此，在一定意義上，一個重要的判斷標準是：“國家是否在向公共衛(wèi)生保健系統(tǒng)提供資金和規(guī)范私人衛(wèi)生計劃費用之間，取得了最適當的平衡”。
此外，在法律上，實現從經驗向理性的轉變。湖北治愈3，600多位80歲以上新冠肺炎患者，以至于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事務局長助理布魯斯·埃爾沃德曾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國治療”。中國實施“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原則，強調切實保障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無疑彰顯了平等保護每一個個體無差別享有醫(yī)療救治權利的價值精神。應將經驗轉化為邏輯，吸收進相關法律修正案之中，使之成為未來的強制性行為規(guī)范，導引應對日后的疫情實踐。
?。ㄈ┮咔橹行膮^(qū)域與外部人群的權利關系
疫情隔離制度對抗擊疫情至關重要，在疫情期實施最為全面嚴格的隔離制度，成為阻斷疫情蔓延的最主要方式，這已被實踐證明是科學高效的。當然，如果對來自疫情中心區(qū)的公民或與之有身份關聯而無旅行接觸史的公民，全然采取拒絕準入的措施，則涉嫌歧視。比如，在極個別地方，封堵之前在外地的湖北人在封堵后被拒絕入住酒店、湖北籍公民被強制終止租房協議，疫情好轉后個別湖北人到外地準備復工，被拒絕入城甚至遣返。在此次疫情中，切實強化依法治理、平等保護，所累積的實踐經驗值得及時納入法律調控范疇。“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病毒’之類的國際種族歧視，也不能允許本國針對特定群體尤其是‘湖北人’在法律允許范圍以外的區(qū)別對待”。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確定合理差別和身份歧視之間的法律界限？現有的原則性意見如何才能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在此，僅以健康碼為例進行論證。
為了解決流動人口的健康查證與核實問題，實施的“健康碼”制度值得推廣，也需要不斷完善。其中的關鍵問題是健康碼的效力沖突問題，不同區(qū)域對待健康碼的態(tài)度不盡相同，存在健康碼的地方主義。特別是對于疫情中心區(qū)域公民的健康碼，不同地區(qū)的認可度存在重大差別，極個別地方甚至不予認可，拒絕持有者入境。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在人員管控、健康碼互認等方面要做到政策統(tǒng)一、標準一致”。為此，應當在法律上構建完善的健康認證制度。一是法律效力地位。健康碼制度作為一種防控手段，就屬性而言至多只是一種行政管理方式，其本身并無法律效力。在修訂相關公共衛(wèi)生事件應對法律文本時，可以考慮建立健康認證法律制度，實現健康認證的法律化，賦予健康認證以法律效力，確保其在法律上的強制力。地方性規(guī)范或措施與之不一致時，應屬于無效，不得以地方的“土法土規(guī)”予以對抗。二是法律效力范圍。健康碼一經生成和法律確認，便具有了法律效力，這種法上的拘束力高于政策和習慣規(guī)范的效力，不能以行政或習慣做法來否定其效力。而且，這一效力應當及于全國范圍而非某個地區(qū)，具有“一碼在手、走遍全國”的有效性。三是法律效力依據。健康認證的法律效力立基于其科學性，只有建立起經得起醫(yī)學科學經驗的健康檢測、登記、統(tǒng)計和認可制度，才能真正有助于防控疫情傳播，確保全體公民健康。所以，應當強化健康認證的科學性，防止認證在標準上不符合科學，在流程上流于形式，在統(tǒng)計上存在漏洞，在檢測上出現問題。應建立更為嚴格可靠的檢測體系，強化健康認證的可信度和適用性。四是法律效力保障。法律責任的設定和落實是法律效力轉化為法律實效的根本保障。為此，建立健康認證通行自由的法律監(jiān)督機制和責任制度十分必要。責任主體包括健康認證主體，也包括健康驗證主體，責任形式以行政責任為主，輔之以其他形式。
二、基于內容的人權沖突及其整合
?。ㄒ唬┮话阍瓌t
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受教育權、社會權等是新冠疫情中備受關注的基本人權。對于這些權利如何排序，西方法學家認為，“如果有人問道，西方法律最為重視的個人權利是什么？大部分法學家都會回答：‘生命’。確實，在最原始的法律制度中，人類的生命就得到了保護。”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利益位階衡量中，“生命的利益是保護其他利益（尤其是所有的個人利益）的正當前提條件，因此它就應當被宣稱為高于財產方面的利益。健康方面的利益似乎在位序上要比享樂或娛樂的利益高。” 從法律規(guī)范文本看，國際人權法和不少國家的憲法都把生命權置于自由權之前。既然如此重視生命健康權，為什么在擁有先進醫(yī)療科技和強大經濟實力的某些西方大國疫情防控卻嚴重失序，新冠病毒感染和死亡直線飆升？
對此，有的歸因于生活習慣，有的究責于他國，還有的溯源于文化，如此等等，這些只是看到了問題的某一個方面。從人權法理進行探究，方可窺見就里，那就是在個人主義人權價值觀支配下，對生命權無論怎么重視也無法消解自由權或自由主義對其根深蒂固的鉗制。在以個人為本位的狹隘觀點作用下，疫情防控隔離舉措難見成效，最終必然是以犧牲生命健康權為代價。實踐表明，凡是封控隔離嚴密、全面集中救治、“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國家和區(qū)域，其患病率和死亡率就低，疫情防控就能取得決定性勝利。反之，如果祭起所謂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大旗，拒絕封堵、拒絕隔離、拒絕口罩甚至拒絕治療，則必然成為反科學、反人權的祭品。當然，對生命健康權的保護并不必然意味著全然否認自由權，對自由權的限制甚至犧牲應當限定在合理的限度之內。那么，這一限度究竟原告如何設定？這直接涉及到如何協調生命健康權與自由權的價值沖突這一人權法的基本理論問題，對這一問題的解答，成為決定疫情防控成敗得失的關鍵。在此，可以將生命健康權與自由權之間的價值整合原則歸結為：第一，優(yōu)先原則，即生命權高于自由權；第二，選擇原則，即當且僅當生命權和自由權的矛盾不可調和時，須以自由權為代價換取生命權；第三，例外原則，即當自由權的犧牲直接威脅到生命權時，自由權和生命權同等重要，不得犧牲自由權。
（二）生命健康權至上理念下的價值整合
基于以上總體原則，本文重點以自由權中的經濟自由權為例，與生命健康權進行比較分析以探求沖突整合之道。隔離和封城是抗擊疫情的最有效方式，經濟停擺成為保衛(wèi)生命健康所付出的慘痛代價。但是，在疫情大爆發(fā)危險期，西方大國依然強調“寧愿付出健康代價，也要重啟商業(yè)以拯救經濟”。生命健康權和經濟權利的緊張關系驟然凸顯在全社會面前。此時，應當堅持生命健康權至上理念，并圍繞這一重心采取以下基本方法進行價值整合。
1.優(yōu)先事項
在任何情況下，生命健康權始終具有優(yōu)先性，而經濟自由權利必須服從于生命健康權。因為經濟本身不是目的，經濟權利也不是終極目的，諸如就業(yè)、市場自由等等不過是為了保障人類獲得保障生命健康權利得以實現的條件。實踐反復證明，凡是應對高效、反應快速的抗疫模式，都往往以克減經濟自由權利為代價；凡是以經濟自由權為重心的模式，則會走向失敗；而在生命健康權和經濟自由權之間搖擺不定或試圖平衡的，則患病率和死亡率會居高不下，維持區(qū)間明顯拉長。由此，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在緊急狀態(tài)下，可以也應當適度犧牲經濟自由權而保障生命健康權。
2.代價限度
究竟付出多大的經濟代價才是科學選擇，如何把握犧牲的這個“限度”或“必要性”？西方經濟學家運用統(tǒng)計學的方式進行了計算，范德比爾特大學經濟學家基普·維斯庫西（Kip Viscusi）發(fā)現，在整個人口中，每損失1億美元的經濟收入，就會導致一起額外的死亡。而美國環(huán)護署設定的生命標準是，每拯救一個生命的成本約為950萬美元。美國農業(yè)部有一個計算標準，用來估計食源性疾病的經濟成本——醫(yī)療保健、過早死亡、非致命病例造成的生產力損失。還有學者對新冠疫情進行經濟成本分析得出結果：這相當于每挽救一條生命就損失200萬美元的經濟活動。我們認為這一經濟學的計算方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如果考慮到醫(yī)療系統(tǒng)可能會被COVID-19的病例壓垮，從而增加死亡率，那么成本效益比將會改變，因此會有必要以更快的速度實施更劇烈的封鎖措施”。即使政府不采取強制暫停經濟，為了防止傳染，人們也會主動如此。其實，更為重要的是，簡單地對生命進行價值衡量是不合倫理的，在實質是以數字掩蓋人性，以計量方法遮蔽社會正義，尤其是將人的價值折算為一定數量的貨幣，“權衡人類生命的經濟成本似乎不可避免地顯得愚蠢”。這不僅有違科學倫理，其本身的科學性也是值得懷疑的?？梢?，限制經濟自由權是無可避免的理性選擇，就限制的限度而言，可以在時空維度上加以設定，即：在時空上僅限于疫情暴發(fā)期和中心區(qū)域，對僅憑特定區(qū)域自身資源無法遏制疫情而需要外部配合甚至主導時，必須犧牲此一區(qū)域的經濟自由權。此時，經濟權自由的讓渡是生命權得以保證的充分必要條件，故必要性最大。否則，超過特定時空，其便只具有必要性而無充分性。當然，現代社會的產業(yè)鏈環(huán)環(huán)相扣，中心區(qū)域的經濟限制必然波及其他區(qū)域的經濟發(fā)展，所以，切斷與那些以物理接觸為載體的經濟關聯，便成為必要選擇。如果超越了特定時期和特定區(qū)域，這一必要性便大為降低，甚至沒有必要。此時的復工復產便成為當務之急。
3.底線平等
為了保全生命健康權，讓渡經濟自由權利，既具有特別的正向效應，也無可避免地帶來損失，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為了消弭此一負面影響，應當在經濟自由之外引入經濟平等的因素，最大限度地謀求經濟平等權與生命健康權之間的一致性。因為，當經濟自由權無法得到顧全時，遭受影響最深的首先是經濟關系鏈條中處于最為脆弱一極的弱勢群體。其成本是巨大的：一是生命健康成本。貧困、經濟權利的不平等可能會加劇病毒的傳播速度和死亡率，在對生命健康的危害方面產生“倍數效應”，使感染風險加大40%。二是經濟利益成本。英國生物科學期刊《皇家學會學報B輯》（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發(fā)表的一項研究表明，整個社會階層可能陷入一個“疾病導致的貧困陷阱”，在這個陷阱中，“健康對貧困的因果關系以及貧困對健康的因果關系暗示著一個正反饋系統(tǒng)”。“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蔓延，它似乎正在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個最嚴峻問題——經濟不平等——形成一種毀滅性的反饋圈”。失業(yè)、收入損失、失去醫(yī)療保障之類的惡果更多地落到“在如今兩極分化的經濟和勞動力市場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身上”，不僅如此，在全社會引發(fā)經濟地位的普遍下降，進而導致慢性病發(fā)病率上升，生產率降低，醫(yī)療成本增大，帶來更多的貧困，從而導致更多的疾病。 三是社會秩序成本。經濟不平等與生命健康狀況惡化之間“相互強化的循環(huán)可能會增加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同時讓社會經濟的鴻溝進一步擴大，人們認為這種鴻溝是右翼民粹主義、種族仇恨，以及絕望導致酗酒、自殺或吸毒過量造成的死亡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為此，應當守住貧困人口這一底線。那么，應當區(qū)分精英階層的經濟利益和貧困人口的工作權，如果不惜以犧牲大部分人的健康和生命為代價來“拯救經濟”，實質上不可能消除經濟的不平等，而且還把某些精英階層的利益置于優(yōu)先地位。所以，這一部分的經濟自由權必須予以嚴格限制。那么，對于處于貧困境地的工人在疫情高發(fā)期是否依然享有工作權并因此可以拒絕封城呢？聯合國獨立專家雖然強調了特別保護必須依靠工作才能養(yǎng)家糊口的工人的基本生存權，但是，在如此危險的情形下，如果依然滿足其工作權需要，則對他們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所以，本文認為，應當從經濟權尤其是工作權視角轉向社會權視角，把債務減免、帶薪休假、政府補貼作為法律強制規(guī)范加以確立并保障實施，做到遏制經濟自由和促進經濟平等兩手抓，強化基于重大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的特別社會保障制度，以社會保障而非盲目地復工復產來實現最大限度的經濟正義。當然，這一思路僅限于疫情高發(fā)和封城時期。
4.修復正義
疫情穩(wěn)定特別是解除疫情封鎖之后，經濟自由的恢復具有根本性意義。一方面，從宏觀上看，新冠疫情嚴重影響到全球所有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這使“大封鎖”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比全球金融危機的破壞更大。對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0年4月發(fā)布的《世界經濟展望》預測，2020年全球增長率將下降到-3%。其中，發(fā)達經濟體為-6.1%，拉美和加勒比為-5.2%，南非為-5.8%，東盟五國為-0.6%。中國雖然為1.2%，但較之于2019年的6.1%，其下降比率居于高位。 這勢必對經濟權利以及由經濟所制約的其他人權的實現帶來新的挑戰(zhàn)。所以，研究后疫情時代人權保障尤其是經濟權利保障面臨的挑戰(zhàn)和出路事關長遠。
?。ㄈ?ldquo;整體性”路徑
本文認為，單靠個別的公民政治權利或經濟社會權利等無法解決上述問題，故而需要引入一個“整體性”路徑（holistic approach），可以考慮在發(fā)展權的視角下予以全方位謀劃，以發(fā)展促人權，而非就事論事地談及經濟權利，從而改變國際人權兩公約相互分立的思路。這涉及到發(fā)展與人權關系的基本原理。聯合國2030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融入發(fā)展的權利要素，設計了“經濟、社會與環(huán)境”這三大發(fā)展支柱。其中，在社會發(fā)展目標中毫無疑問地將生命、健康、疾病防控尤其傳染病防治、全民社會保障等等納入發(fā)展權之中。2030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在“目標3.讓不同年齡段的所有人都過上健康的生活，促進他們的福祉”中指明，要“阻止傳染病”，“實現全民醫(yī)保，包括提供財務風險保護，每個人都可以獲得優(yōu)質基本保健服務，并獲得安全、有效、優(yōu)質和價廉的基本藥品和疫苗”，“加強所有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警示、緩解和管理國家和全球健康風險的能力”。由此可見，生命健康權與經濟發(fā)展權發(fā)生矛盾時，應當恪守國家職責和全球經濟合作原則，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對全球抗疫成果的沖擊。同時，生命健康權與經濟權利的融合共生，應當成為常態(tài)?？茖W設定緊急狀態(tài)的條件、劃分緊急狀態(tài)的階段、區(qū)分緊急狀態(tài)的層級，根據不同條件、不同階段和不同層級的危險，分門別類地采取限制經濟權利的不同舉措，具有重大意義。對此，醫(yī)學家與經濟學家以及政府之間的融合關系具有至關重要的前提性作用。應當以整體主義的發(fā)展權思路，統(tǒng)合各方力量，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和高效決策的有機統(tǒng)一。在國內人權法意義上看，克服傳統(tǒng)私法自由調節(jié)的疲弱和公法強制干預的不足，轉而由公權力同時作用于不同的社會經濟主體，既保持公權力對經濟活動的高強度干預和刺激，以防止私主體對人權的漠視，又保持私主體高度的市場自主性和自由度，從而恢復市場彈性和韌性，做到經濟強制干預、市場意思自治和社會政策平衡三者的統(tǒng)一，在國家、公民和社會的有序互動中全方位保障人權。具估而言，應當做到：第一，實施國家層面的強制干預，在促進就業(yè)、反貧困、刺激經濟發(fā)展中增進人權。當務之急是刺激恢復經濟活力，以工作權為起點，確保平等和不歧視。第二，實施社會層面的政策平衡，通過社會保障強力維護弱勢群體的底線權利。第三，實行公民層面的意思自治，促進社會主體的人權能力培育和能力強化。
三、基于價值的人權沖突及其整合
在法律的視野里，自由、平等、人權、秩序、效率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價值。在抗擊疫情中，人權保障與秩序規(guī)范、公平正義、治理效率密不可分。所以在上述諸多價值形態(tài)之間彌合隙縫和凝聚合力成為抗疫成功的關鍵。疫情的突發(fā)必然打破既有社會秩序，從常態(tài)轉入非常時期。隔離、檢測、治療、封堵作為防控疫情的最有效方式，要求最大限度地克制個人自由，而這勢必對社會生活秩序、經濟秩序以及現有醫(yī)療秩序和輿論傳播秩序，都帶來沖擊，極大地改變著原有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以及醫(yī)療衛(wèi)生模式和健康生活習慣。為此，本文重點研究自由與秩序的價值關系模式。
從法理上看，秩序意味著關系的穩(wěn)定、規(guī)則的有效、行為的可期、結構的牢固。即表現為對社會生活進行一定的限制、禁止、控制，又表現為社會關系的回應性、互補性，還表現在一致性、不矛盾性和穩(wěn)定性。而自由的擴張則是對禁令、互動和穩(wěn)定關系的打破。常態(tài)化的自由與秩序關系是均衡和諧的，而疫情狀態(tài)下的自由和秩序關系模式應當予以重新定位，本文歸結為“自由非必要原則”。所謂自由非必要原則，就是最大限度地限制自由，在絕對必要條件下方可行使個人人身自由權和其他自由權，否則，禁止行使或限制行使，也就是打破均衡態(tài)勢，讓渡個人自由價值，以疫情防控秩序價值為主體；消弭自由泛濫，以疫情保障秩序價值為重心。這具體體現在如下幾方面關系。
?。ㄒ唬┥钪刃蚺c自由
嚴守管控法律政策，實施最嚴格的強制隔離與強制防治舉措，依法克減社會生活中的自由度。同時，強化治安管理，改變一般狀態(tài)下的行政執(zhí)法模式，依法嚴厲打擊抗拒疫情防控的違法行為。要強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務，加強疫情期間矛盾糾紛化解，為困難群眾提供有效法律援助。為此，應當抓住一個重心，即建構非常態(tài)超常規(guī)的應急型社會生活秩序關系。在法律上明確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由常態(tài)轉化為非常態(tài)的性狀，徹底改變舉棋不定、左搖右擺的“早期綜合癥”，在科學評判的基礎上快速作出決定。縱觀世界各國實踐，真正要做到這一點是極為困難的。所以，應當明確兩個層面的主體責任：民眾接受強制管控和拒不履責的法律責任，政府迅捷決策和強制實施的法律責任。
（二）市場秩序與自由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在經濟領域的一根主線，而在疫情暴發(fā)期，市場自由往往向心力不夠、市場自組織性無法滿足資源消耗劇增的需求。所以，一方面應當構建一套市場保障應急體系，雖然是在不確定的災害或疫情暴發(fā)時期方才偶發(fā)性啟用，但也應當常備化并上升為政府的法定義務，尤其是要明確對此種責任履行不能或履行不力的法定責任類型與責任方式。因為，經驗分析表明，當面臨突如其來的疫情危機時，在早期往往會出現資源供給嚴重不足這一突出問題。而暴發(fā)的初期正好是抗擊疫情的最佳窗口期，失去這一機會，勢必會在后期防控中付出極為沉痛的代價。另一方面，加大市場監(jiān)管執(zhí)法力度，“嚴厲查處各類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價格的違法行為”，依法嚴厲打擊制假售假、破壞疫情防控的違法犯罪行為。盡管現行法律明文規(guī)定了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具體標準與方式，但是，執(zhí)法檢查監(jiān)督和司法的強度速度往往受制于疫情對執(zhí)法司法系統(tǒng)本身的威脅。因而，完善行政執(zhí)法檢查制度，構建非常時期行政執(zhí)法反應機制和司法特別程序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就規(guī)范依據的完善而言，通過行政解釋和司法解釋，給予及時指導具有重要意義，而在立法層面建立一套全面的防控機制則更為穩(wěn)定高效。
（三）醫(yī)療秩序與自由
患者對醫(yī)療資源的自由選擇權是健康權的重要內容，但在非常時期，這一選擇權隨著醫(yī)療資源的緊缺而受到限制。應當因地制宜、分類設定醫(yī)療秩序與自由選擇的邊界。對于疫情集中爆發(fā)區(qū)，自由選擇權必須臨時讓渡給疫情救治權，以疫情防控秩序為重；對于一般區(qū)域，則應當兼及兩者。有必要在《傳染病防治法》《突發(fā)事件應對法》中進一步細化分類治理的標準和界限，防止應急狀態(tài)下的無序與無助。同時，依法打擊違反、保護應急醫(yī)療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國家衛(wèi)生健康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20年2月7日聯合發(fā)布通知，明確了依法嚴厲打擊疫情防控期間涉醫(yī)違法犯罪行為具體適用法律的具體行為標準和責任類型，確定了七大類違反行為和司法審判流程與處罰及定罪量刑標準。其基本原則是加大打擊力度，“最大程度保障醫(yī)務人員和其他患者安全，維護醫(yī)療秩序”。本文認為，應當及時根據本次疫情防控中的司法實踐，通過案例分析，總結現有模式，在修訂法律時，不失時機地將有關法律解釋中成熟可靠的條款吸收到相關行政法和刑事法律文本之中，從而提升法律效力位階，強化司法效能。
?。ㄋ模┍Ｕ现刃蚺c自由
醫(yī)療物資、生活物資以及交通后勤諸方面的保障是防控疫情獲得成功的基礎性條件。既要統(tǒng)一調配，集中管控，又要保持一定的活力與自由，形成自由與秩序的良性互動。公共權力與社會組織的有序互動是贏得疫情防控人民戰(zhàn)爭勝利的法寶。如何依法規(guī)范志愿者行為，是疫情防控的一大問題。應當在法律規(guī)范尤其是關于突發(fā)事件應對的立法中厘清志愿者、社會組織和政府以及醫(yī)療機構、患者四方面的關系，突出保障志愿者行為，以提供自由便捷的服務為要旨，弘揚社會力量保障人權的法治價值精神。“要依法規(guī)范捐贈、受贈行為，確保受贈財物全部及時用于疫情防控”。無論如何規(guī)范，應當始終堅持捐贈自愿自由的價值理念，防止社會組織的反向拉力制約捐贈效能。
?。ㄎ澹┬侣勚刃蚺c自由
其中的重點和難點在于依法細化知情權與社會秩序的關系，“要依法做好疫情報告和發(fā)布工作，按照法定內容、程序、方式、時限及時準確報告疫情信息”。依法規(guī)范和強化疫情防控信息發(fā)布制度，以疫情公開、決策公開來穩(wěn)定社會、安定民心，防止社會恐慌。在內容上，新聞發(fā)布制度除了規(guī)定新聞發(fā)布的疫情狀況外，還應當依法就抗擊疫情的政府決策、資源需求、科學知識、公共參與方式等信息進行實時報告。就政府決策而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可見，疫情中的感染病例數、患者重癥律、死亡率等信息的公開是提升防控社會認知的基礎，而公開不只是結果公開，還應當包括疫情防控的決策公開、執(zhí)行效果公開、社會監(jiān)督方式公開等。為此，有必要構建一套系統(tǒng)的信息機制并使其法律化、規(guī)范化，可稱之為“全民共建共享信息機制”。應當在法律上明確信息供給的主體責任，不僅限于公立醫(yī)療機構，而是全面覆蓋所有醫(yī)療組織和醫(yī)療工作人員，形成一個完整的全鏈條信息供給體系，克服患者人數、死亡人數無法準確統(tǒng)計之類的缺陷。
?。┭哉撟杂膳c公共秩序
在理性的自由價值序列中，言論自由對于抗擊疫情意義重大，在疫情突發(fā)期，當現存應急方案面臨挑戰(zhàn)時，疫情治理最需要的是公權力與私權利的良性互動。作為疫情直接受害者的私主體所蘊含的民意如涓涓細流，只有以快速自由高效的方式匯聚成公共意志，才能為公權力科學決策奠定真實普遍的民主基礎。在此次抗擊疫情過程中，無論是從起初的茫然到迅疾快速反應，實行嚴格的封城隔離，還是對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線上訂購配送，阻斷病毒傳染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以至分類施治，全部收治，無一不彰顯了民意的力量。一方面成立專家組、吸收大量科學家、學者和社會人士參與決策，彰顯言論自由和公共意志在科學民主決策中的基礎性功能。另一方面，鼓勵社會民眾有序自由表達觀點，行使憲法賦予的提出建議意見批評監(jiān)督等權利，最大限度地釋放民意保證決策科學高效。當然，超越理性的邊界，言論就變成了謊言；突破法律的底線，言論就蛻變?yōu)橹{言。而謊言和謠言既是科學防控的大敵，更是民眾恐慌和社會撕裂的禍首，嚴重危害著社會秩序并進而勢必會加劇疫情。中國通過各級政府的官方辟謠、主流媒體的辟謠、科學家的辟謠，及時傳遞疫情防控的科學知識、醫(yī)學知識和法律知識，揭穿謠言的實質和危害，對于防止以所謂的自由表達侵害社會秩序的正?；\行發(fā)揮了重大作用。而美國表達自由帶來社會價值觀扭曲，不能不說是疫情爆炸的重要文化根源。例如對比爾·蓋茨抗擊疫情的謠言嚴重妨礙了疫情中的社會自覺。自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以來，美國國內針對比爾·蓋茨的陰謀論（Bill Gates conspiracy）甚囂塵上。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陰謀論者指責蓋茨團隊試圖借新冠疫情謀取私利。據《奧斯汀美國政治家報》報道，2020年4月25日，美國得克薩斯州民眾舉行集會，反對“居家令”，甚至喊出“逮捕比爾·蓋茨”的口號。在非常狀態(tài)下，謠言對疫情防控秩序具有極大的殺傷力和危害性。為此，一方面，應當針對不同的謠言，分類治理。疫情謠言主要可分為三大類：違反醫(yī)學科學的謠言、阻礙社會治理的謠言和擾亂公共秩序的謠言。以科學醫(yī)學知識阻隔偽科學甚至封建迷信的蔓延，以科學的隔離救治防控知識打破習慣思維甚至生活陋習，以法紀教育構建理性防控文化。另一方面，堅持依法治理和以德治理相結合，在疫情防控法治體系中，融入文明的道德標準，從而形成正確的人權文化和人權價值觀。總之，謠言防控機制與疫情防控機制同等重要，應堅持德法共治、治防并舉，實現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治理、科學治理，依法運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高效打擊疫情謠言，合力維護良好防控秩序。
?。ㄍ袅暩?，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人權法律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文靜，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京公網安備 11010102003980號